梁新民（Xinmin Liang，音译），现年73岁，2015年携妻子跟随女儿前往美国。据他所说，过去几年，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生活得很惬意，经常在码...
电视开机率不足三成引焦虑:电视台工资降到1千5,主持人辞职带货受挫后再读研
火币交易所
2024年01月19日 15:47 30
Connor
编者按：
人生重燃，如春柳抽芽，历经寒冬的磨砺，终焕生机。
每个人都是航行者，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难免遭遇困境、挫折和失败。面对风浪的洗礼，我们不断调整航向，坚定前行，寻找属于自己的彼岸。
人生重燃，亦是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如琴瑟之和谐，亦接受自己的不足，如同璞玉需经琢磨方显光华。
此路虽不易，但如清泉之在石，日积月累，终汇聚成海。搜狐财经、搜狐科技联合策划《人生重燃》，聚焦个体小人物的人生重燃之旅，一起勇敢面对人生挑战。
本篇聚焦行业兴衰如何影响电视人的职业路径，以及他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出品 | 搜狐财经
作者 | 魏书琮
编辑 | 吴亚
2024年初，一则“电视开机率不足30%”的新闻冲上热搜。电视出货量连年下降、刷短视频成为大众娱乐生活的主流、传统电视台频道关停、电视人离职潮不断......这都纷纷反映着以“电视”为核心的媒体和产业生态的巨大变迁。
曾经的电视人于梦，辞去了她在省台7年的主持人工作后，转身走向了发展迅速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直播电商领域，2023年又重回校园读研。作为2023年应届硕士的何振，则在毕业后成为一名自由影视人，迎接社会风浪与职业转型的挑战。
随着传统电视台依赖的封闭生态系统被打破，像于梦、何振这样的电视行业从业者或被迫、或主动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轨迹。对于大多数电视人而言，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行当里，他们都在找寻自己的出口。
展开全文
电视余晖，人来人往
“总监拿着笔对着辞职函，落笔前又抬头看我说，我要落笔嘞？可没有回头路啊。”于梦回忆她辞去省台主持人工作的场景，部门总监再三确认，觉得她一定是找好了下家。
实则不然，于梦算是裸辞。办理完辞职手续，她还在想，“7年的工作单位说没就没了，前路茫茫的感觉。”这是2022年3月末的一天，一场漫长的告别画上句号。
和许多的传统电视人一样，新媒体的兴起是促使于梦离开传统电视行业的原因之一。虽然电视行业很早就开始融媒体转型，却很难阻挡人们跟着“潮水的方向”走。早从2018年开始，于梦身边许多离职的传统电视人，就纷纷奔向了互联网公司去寻求自我转型。
过去很长时间里，于梦“骨子里”的想法是：在体制内就业很安心、有保障。在她看来，“电视台是不可能倒闭的，大部分传媒的顶尖人才还是很想进入电视台，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省台。”
作为新传科班生的何振，在五六年前也抱着进入电视台的想法。
高中时代，一张同学偶然转赠的《歌手》门票，叩开了何振与电视行业的缘分之门。“录制的演播厅很小，加票的观众都堆在舞台前区，我刚好就看到摄像和导演的工作状态，当时就觉得还挺好玩的。”
之后的本科期间，他也在“人推人”中进入多个节目组实习，适逢电视节目网络化转型，他的职业起点与同龄人相比不低。辗转不同节目组摸爬滚打，一点一点夯实了他与行业的链接。
于梦在电视行业的职业之路，就没有何振这么顺遂。几年融媒体转型探索让于梦觉得自己变得“两不沾”，既要满足传统电视平台的考核要求，又要冲刺网络点击率，“最后沦为了内容的评估标准和自媒体博主基本一样，主要看热度。”
矛盾就这样发生了，电视媒体不能像自媒体博主那般主观输出。主持人固化的工作模式，又让于梦深知自己的可替代性很强，自己更多时候像个“提问工具人”。年龄的增长又加重了她在职业上的焦虑，看到其他走出电视行业转型、乃至自己创业的同事过得还不错时，她又会思考自己是否也该“咬咬牙，逼自己一把。”
一个不容忽视的行业大环境，也影响着于梦的选择：电视台的收益日趋下滑，导致电视人薪资待遇降低。她告诉搜狐财经，“以前我们足额的奖金会根据收视率来发，现在‘打折’了 。”
何振也指出，电视台一项绩效叫做收视奖，“每期节目排名前三就能多800元。假如一个月团队有四期周播节目播出，且四期都是排在全国第一的话，这个月就可以多拿3200元。”
杨睿就是因为薪酬下降，选择了离开电视台。从2017年开始，她所在的电视台开始改革，各部门自负盈亏，待遇也随之改变，“编制岗还是合同工，广告收益和绩效直接挂钩。”
改革之下，杨睿的工资从最初的大几千元变到最后仅发1500元底薪。靠新闻理想熬了一两年后，她在2019年终于下定决心辞职，用她家人的话来说，“热爱能给你发工资吗？”
后来，杨睿进入一家国企做行政工作，生活重心也因孩子的降生而改变。现在她在家里会开着电视当背景音，但也都是用手机投屏看综艺或者电视剧，基本不会看地面频道和地方卫视，“当然，更多时候还是刷手机。”
风口更迭，主动转型
不足三成的电视开机率似乎宣告着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看电视”到“刷手机”，以客厅为圆心、电视为纽带的家庭娱乐生活，在互联网平台兴起、智能手机终端普及的过程中被缓缓解构。
从产业端来看，近年来国内电视机出货量连年下降。洛图科技数据显示，电视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从2019年的5045万台已经下降到2023年的3656万台，2023年同比降幅为8.4%。
（图片来源：洛图科技）
注意力经济下，资本总是涌向新媒介。比如何振的一位朋友，在2020年进入头部在线视频平台，成为一档全新网络综艺的编导。因节目“爆火”，项目结束后作为普通编导的项目人员也能分到20多万的奖金。
广告市场也在转移。从“黄金档”电视广告到网络综艺“冠名权”难求，而如今，已被算法主导的信息流广告“力压”。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持续下降，而已达千亿级别的网络媒体广告收入仍在增加。其中，网络媒体广告收入1283.09亿元，同比增长21.62%。
“裸辞”的于梦也没有想到，新工作来得这么快。签完辞职协议后于梦刚走到地铁站，就接到了一家头部MCN机构的面试邀请。一周后，她入职公司成为一名垂类电商主播。
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也被运用到了如今的电商主播工作中。多年的采访功底，让于梦对整体社会运行机制有比较精准的把握，面对任何“社会地位”的人她都能够交流自如。
但转型也非一帆风顺，入职不到半年，于梦所在的公司就遭遇了危机——大IP被关停了，“大IP都没有了，就没有必要再做垂类，项目关停让我非常慌张。”
并且，MCN机构会同时孵化很多主播，能给到业务成长的耐心并不多。她称，“公司有新的项目就做，项目停了就继续找新项目。如果一个IP账号运营两个月还没有起色，一定会及时止损关停运营。”
转型路上的焦虑，也促使于梦想找一个缓冲地带。她报考了2022年的研究生，并成功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她看来，只要生产好内容就不会被受众抛弃，“很多主持人‘没饭吃’会说是被新媒体、直播、AI冲击。但是如果做到行业顶尖，是不会担心被淘汰的。”
谈及过往，于梦的感受是“我已经得出不满意的结论，那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去攻破的。调整并提升自己的认知，争取不在十年后回头才发现，又被一些自己曾经看不上的技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离开待了7年的省台，成为电商主播，又转换回学生身份，于梦庆幸于自己在一年半里经历的生活剧变。“总是听一边的消息只会打消你跳出去的勇气。但其实出来了会发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提及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规划，于梦肯定自己还会在传媒行当，“但不会局限于做主持人。”
忠于自我，做“free”
有人从职场回归学生身份，也有人走出“象牙塔”迎面社会风浪。
2023年7月毕业后，何振选择成为一名独立影视人。行业中俗称做“free”，实际上就是“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
毕业后到2023年末，他因工作从西南省会老家往返北京共4次。“我最初还是想找个班上的，但是这不是没找着合适的嘛。做了‘free’之后发现，诶也挺好。”何振复盘自己找工作的心路历程时说道。
根据暨南大学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2020年-2023年我国新型灵活就业职位招聘人数占比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文化/传媒/娱乐/体育业占比为27.7%。排在第一位的是影视制作达79.4%。
（图片来源：《2023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短视频平台是定制晚会、综艺、短剧等多元化内容形态的土壤，间接了创造岗位需求。但是平台项目的季节性特点影响着互联网平台、影视公司的雇佣机制。比如很多内容制作公司平时不养“闲人”，有项目后再迅速攒出一个制作组。
何振选择接手项目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根据项目的工作量、项目周期去衡量薪酬的合理性，“周期在一个月左右的项目，如果是低于两万五的报酬我就不接。”
最近，何振正在筹备一头部互联网平台的大型年终活动，他的职务是总撰稿。他发现，用人成本也比前些年低了很多，“十年前同样的岗位没有十万八万是找不来的。现在的用人成本是十年前的四分之一。”
其实，项目招商难是何振三年前选择从电视台离开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原因之一。他回忆道，“毕业之后就开始筹备一档新综艺，样片都交了还没有招到商。”那几年，头部综艺节目正经历洗牌。
而何振现在给自己的定位是做行业里稍微有点文化的人。他的感受是，内容制作行业鱼龙混杂，大部分从业者很“水”。一般制作方选择下午开会，很晚才结束，“我现在都晚上抽空学习。”
做“free”不需要坐班，只需隔一天带着内容方案去和平台方“碰一下”。年底项目多的时候，何振也在“骑着干”。他会同时接手好几个项目，“平台它没有办法限制我，我出内容，需要修改的话，改完及时反馈就好。”
同事关系也轻松简单，不需要面对“办公室政治”，他称，“大家都是临时攒出来的团队，互相都很客气。不属于我的活我就可以直接拒绝，因为没有什么利益牵扯。”
做“free”似乎正在形成内容制作行业的常态。何振的视野范围内，十个中有九个都是独立影视人。他告诉搜狐财经，“很多影视制作公司一年到头也没有很多项目，如果做free干得好，或者说不休息的话，一年十几个项目都有可能。”
“free”很自由，但飘摇是它的一体两面。谈到对于更长远的考量时，何振称，“我只想把我的活干好，然后得到我应得的东西。我唯一的痛点可能就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路越走越窄，如果我要继续干这行，就不能一直做晚会，因为做晚会其实很消耗才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于梦、杨睿、何振皆为化名。）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