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 : 王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习（下）

叁纯粹法则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

——《传习录·薛侃录》

01 在教育中改变人心

《何陋轩记》引用孔子的话，君子到了蛮荒的地方，可以让这个地方不再蛮荒。意思是君子在蛮荒的地方，还是可以保持君子的人格。另一个意思是，君子到了蛮荒的地方，会去教化蛮荒的人，会去改善人心。王阳明在龙场，建立了龙冈书院，教化当地人。既然“心外无物”，“心即理”，“人的心就是天地之心”，那么，人心是社会的根源。所以，王阳明的心学，一方面是个人的自我修炼，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重视教育，在教育中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社会。

王阳明一生都在讲学，甚至在打仗的时候，还在上课。相比于官员，王阳明可能更愿意自己被人看作老师。他一生先后创建了龙冈书院、南宁敷文书院，先后到文明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稽山书院讲学。1528年，王阳明已经57岁，而且病重，仍然去广西平定叛乱，在繁重的公务之下，仍然创立了南宁敷文书院，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

而他为龙冈书院学生写的《教条示龙场诸生》，最能体现他的教育理念，贯穿了他的心学法则。全文的翻译如下：

同学们追随我到此地，情意深厚。我担心没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就用四件事来要求你们，互相勉励，以此答谢同学们的情意。一是立志，二是勤学，三是改过，四是责善。你们要好好听讲，不可不重视。

立志

志向不能立定，天下便没有可以做成功的事情。就算是各种工匠，也是以立志为根本的。现在的读书人，旷废学业，堕落懒散，贪玩而荒废时日，因此百事无成，这都是由于没有立定志向。立志做圣人，就可以成为圣人了；立志做贤人，就可成为贤人了。志向没有立定，就好像没有舵木的船，没有衔环的马，随水漂流，任意奔逃，最后又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古人所说：“假使做好事，可是父母怪罪他，兄弟怨恨他，族人乡亲轻视厌恶他，如果这样就不去做好事，是可以的。做好事就使父母疼爱他，兄弟喜欢他，族人乡亲尊敬信服他，那么，为什么不做好事？为什么不做君子呢？假使做了坏事，但父母因此而疼爱他，兄弟因此而喜欢他，族人乡亲因此而尊敬信服他，那么，就做坏事吧。但是，如果做了坏事，父母因此怪罪他，兄弟因此而怨恨他，族人乡亲因此而轻视厌恶他，那么，何苦要做坏事、做小人呢？”各位同学想到这点，也可以知道为君子应立定志向了。

勤学

已经立志做一个君子，自然应当从事于学问，凡是求学不能勤奋的人，必定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坚定的缘故。跟随我求学的人，不要以聪明智慧机警敏捷为高尚，要以勤奋确实谦逊有礼为上等之选。各位试看你们同学当中，假若有人本来空虚却装作充实，本来没有却装作已有，掩饰自己的无能，忌恨他人的长处，自我炫耀，自以为是，用空话骗人的人，假使这个人天资禀赋虽然很优异，同学当中有不痛恨厌恶他的吗？有不鄙弃轻视他的吗？他固然可以欺骗人，别人果真就被他欺骗，有不暗中讥笑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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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谦虚沉默，自我持重，觉得自己才华不足，坚定意志努力实行，勤奋求学，喜好请教；称赞别人的长处，并且责备自己的过失；学习别人的长处，并且能明白自己的短处；忠诚守信和乐平易，外表内心一致的人，即使这个人天资禀赋虽然很愚鲁迟钝，同学当中有不称赞羡慕他的吗？他固然自认为才华不足，并且不求超越他人，他人果真就以为他是无能，有不尊敬崇尚他的吗？各位同学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可以知道为君子应勤于治学了。

改过

说到过失，就算是贤人，也不会完全没有，但是不妨碍他最后成为大贤人，因为他能改正啊。所以，做人不是要求没有过失，但要求能够改过。各位同学自己想一想，日常有缺少廉耻忠信的德行吗？有轻视孝顺友爱的道理而陷入狡猾奸诈苟且刻薄的习气吗？各位同学恐怕不至于这样。不幸或者有此情形，都是他不能自知而误犯过错，平日没有老师朋友的讲解学习规劝约束的缘故啊。

各位同学试着反省，万一有近似这样的行为，固然是要极力地悔过；但是也不应当因此自卑，以至于没有了充分的改过向善的心，只要能有一天完全除掉旧有的恶习，虽然从前做过强盗贼寇，仍不妨碍他今天成为一个君子啊。如果想着我从前已经这样坏，今天虽能改过而向善，别人也将不会相信我，而且也无法补救以前的过失，因此怀抱着羞愧、疑惑、沮丧的心理，而甘愿在污秽沉迷中到死，那我也就绝望了。

责善

所谓“互相责求向善，是朋友相处的道理”，但是必须做到所谓的“尽心地劝告并且好好地开导他”，尽自己的忠诚爱护的心意，尽量用委婉的态度，使朋友听到就能够接受，深思出道理后就能够改过，对我有感激却没有恼怒，才是最好的方法啊。如果首先揭发他的过失罪恶，极力地斥责，使他无地容身，他将产生惭愧羞耻或愤怒怨恨的心。虽然他想要委屈自己来听从，可是在情势上已经不可能。这等于是激怒他，使他做坏事了。

所以凡是当面揭发他人的短处，攻击揭发他人的隐私，用来换取正直的名声的人，都不能和他谈论要求朋友为善的道理。即使这样，我用这种态度对待对方，也是不可以的。他人用这种态度加在我的身上，凡是攻击我的过失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怎么可以不乐意接受而且内心感激他呢？我对圣道没有什么心得，我的学问是粗浅的。各位同学跟随我来此求学，我常整夜思量，罪恶还不能免除，何况过失呢？有人说“事奉老师不可以冒犯，也不可以隐讳不说”，因此就说老师没有可以劝谏的地方。这是不对的。劝谏老师的方法，要直白却不至于恶言冒犯，要用委婉的态度不至于隐讳不说，即使我是对的。这就是教者、学者彼此规劝而长进。各位同学责求向善，应当从要求我为善开始。

教条示龙场诸生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从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堕，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改过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疑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善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于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02 你要做的只是清除心中的杂草

这篇《教条示龙场诸生》很简单，却又不简单，其实是王阳明根据自己的心学，总结出了做人的基本方法。第一是立志，第二是勤学，第三是改过，第四是责善。四种方法体现的是王阳明所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能成己，才能成人”。即使在今天，我们在茫然的时候，反复研读这篇教规，仍然会有巨大收获，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种子，找到我们应该做什么人的那颗心。

这颗心，会让我们在世上做什么都变得容易。

这颗心在哪里呢？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之道”就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只要回到自己心里，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为什么？答案就在这篇教规里。一开篇就讲立志，这是种子法则。立志也可以说是回到内心，找到那个与万物一体的心，这是心灵法则。但王阳明讲了立志之后，并没有讲心，而是讲了善、恶的分别，然后讲了勤学、改过、责善。

这里，王阳明把“心”具体化了。那个与万物一体的心，那个能够给予我们不断能量的心，一直在那里，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呢？这篇教规里，王阳明的回答是：因为“恶”。因为我们的心装满了“恶”，所以，我们看不到那颗真正的心。因此，王阳明在教育中，第一，要求学生立志，立志的同时分清善恶，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善良的人；第二，通过勤学、改过、责善等手段，去除心中的恶，培植心中的善，最后达到澄明的境界，心就成为我们自己的心，成为与宇宙一体的心。

这条教规引出了王阳明心学关于做人的第三条法则：纯粹法则。

所谓心学，就是修心，让心变得越来越纯粹。做人，就是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纯粹。做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做减法，不断让生命变得纯粹的过程。有人问王阳明：“人都有这颗心，心即理。为什么有人会行善，有人会作恶呢？”王阳明回答：“因为恶人的心，失去了心的本性。”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本心存在，“恶”是因为失去了这个本心，所以做人的根本，就是要把这个本心找回来。王阳明有时候把这个本心叫作“道心”，即没有人为因素污染过的心，而被人为因素污染过的心，叫“人心”。

纯粹法则的核心就是要去掉人心里的“私欲”，让它变得纯洁。用王阳明的话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但，什么是人欲呢？

第一种是偏于“恶”的私欲。违背了人性的基本原则，伤害别人，违反伦理，也包括平常讲的各种人格上的缺点，比如杀人、偷盗、说谎、虚伪、爱说闲话、嫉妒，等等。这些都是“恶”。

王阳明的学生孟源有自以为是、贪求虚名的毛病，王阳明常常批评他。一天，王阳明刚刚责备过他，来了一位友人，谈了自己近来的功夫，请先生指正。孟源在一旁插嘴说：“这才找到我过去的家当。”王阳明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孟源满脸通红，想为自己辩解。王阳明接着开导他：“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问题。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滋润，土壤肥沃，都只是在滋养这个树根。如果想要在树的周围种栽一些优良的谷物，上有树叶遮住阳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谷物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一点根须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凭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在滋养那棵大树的根。”

第二种是“过度”的欲望。即使这种欲望是善的，但一旦过度，也会成为“人欲”（私欲）。

王阳明的学生陆澄暂住鸿胪寺时，突然收到家信一封，说儿子病危，他心里万分忧虑，难以忍受。先生说：“现在正是用功的时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磨炼自己。父亲爱儿子，感情至深，但天理也有个中和处，过分了就是私心。人们在这个时候往往认为按天理就应该烦恼，就去一味忧苦而不能自拔，于是陷入了‘有所忧患，不得其正’的境地。一般人七情六欲的表露，过分的多，不够的少，稍有过分，就不再是心的本体，必须要调整适中才可以。比如，父母双亲去世，做儿女的恨不得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然而，《孝经》中说：‘不能过分悲哀而失去本性。’这并非是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而是天理本身自有它的分寸界限，不可超越太过。人只要明了了心体，欲望自然就不会增减一分一毫了。”

过分了就是私欲。对于“过度”的私欲，要有所中和。朱熹说过一句名言：夫妻是天理，三妻四妾是人欲；饮食是天理，美食是人欲。需要一个合适的度。

《传习录》里王阳明对于中和有不少的解读。王阳明说：“诸如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人心中怎会没有呢？只是不应该有罢了。一个人在愤怒时，比较容易感情用事，多了一分意思，就会过于愤怒，就失去了‘廓然大公’的本体了。因此，有所愤怒，心就不能保持中正。现在，我们对于愤怒等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抑制或放任，心的本体就会‘廓然大公’，从而实现本体的中正了。例如，出门看见有人打架，对错误的一方，我心中很愤怒，但虽然愤怒，我心中廓然，并不动气。对别人有怒气时，也应该这样，这才是中正。”

王阳明又说：“古人治理天下，首先把人培养得心平气和，而后才作乐。例如在这里吟诗，你心平气和的，听的人自然会感到愉悦满意，这就是元声的起始处。《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志就是乐的根本；‘歌永言’，歌就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音律只要与声音和谐一致，声音和谐就是制定音律之根本。所以，怎能到心外去寻找呢？”

第三种是只为自己，无益于别人的欲望。比如“养生”，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私欲”。一个学生问他如何养生，他这样回答：“一定要这颗心纯乎天理，没有丝毫的私欲，这才是做圣人的功夫。你所说的私欲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入室再驱赶的现象，是被自私自利、刻意追求造成的，而不是克治荡除本身的问题。现在你说养生最关键的是清心寡欲，这‘养生’二字，就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根源。有这个根源隐藏在心中，就会产生你所说这种情况，就是东边的除掉了而西边的又生发出来。”

另外，佛家的“解脱”“涅槃”，道家的“成仙”，王阳明都认为是私欲，应该摈弃。他的理由是：“我们儒家修养心性，不会离开世间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法则自然，这就是功夫。佛家却要远离世间的事物，将心看成幻相，逐渐陷入虚妄寂静，似乎与世间毫无关系，所以，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与世间无关，不能有益于他人的欲望，都是私欲。当然，站在学术的立场，可以说王阳明的这个看法是带着儒家的偏见。王阳明晚年讲过一句话：“夫道家之长生，释家之解脱，吾儒家皆可得也。”很显然，他受到过道家和佛家的深刻影响，但龙场悟道之后，完全皈依儒家，然后用了儒家的视角来看道家和佛家，觉得儒家高于这两者。这其实多少有点偏颇。佛家的自利利他，其实也是完全的无私，只是不能用来治理天下而已。

第四种私欲，是“生死之念”，就是看不破死亡这件事，害怕死。这个念头是最不容易去掉的“私欲”。王阳明说：“学问的功夫，在一切声色名利嗜好上，都能摆脱殆尽，但仍有一种生死的念头牵挂在心里，就不能和整个本体融合一体。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不容易去除。如果在这一点上识得破、看得透，那么，这个心的全体就会畅通无阻，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第五种私欲，是其他任何滞留在心间的念头。王阳明对修习的人说：“任何念头都不要滞留在心体上，这就好比一点点灰尘都不能吹进眼睛里。一点点能有多少呢？然而，再少的灰尘，都能使人满眼天昏地暗了。”他又说：“这个念头不仅是指私念，就算是美好的念头也不能有一点。就好像金子本身是很好的东西，但放一些金屑在眼睛里，就会让眼睛睁不开。”

03 让心成为一面明镜

这五种私欲，也叫“不正之念”。王阳明说：“格物，就像孟子说的‘大人格君心’的‘格’，说的是去除人心中的不正之念，从而保全本体的纯正。而意念的目的，也是要去除其中的不正之念，来保全它的纯正，也就是随时随地都在保全天理，也就是穷理（穷尽天理）。‘天理’即‘明德’（光明正大的德性），‘穷理’即‘明明德’（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

对于私欲，最好的办法是在萌芽状态就遏制它。王阳明告诉学生：“要想这颗心纯是天理，没有丝毫的私欲，就要在私欲没有萌生之前加以防范，在私欲萌生时加以扼制。在私欲萌生之前就加以防范，在私欲萌生时加以扼制，正是《中庸》中‘戒慎恐惧’、《大学》中‘致知格物’的功夫。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功夫。”

在和另一个学生谈话时，王阳明又详细解释了克服私欲的方法：“教别人求学，不可偏执一端。开始学习的时候，往往心猿意马、心神不定，所想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应该教他静坐，借以安定思绪。等到一定时间，心意就会渐渐安定下来。这时候假如还一味悬空守静，像槁木死灰一般，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时应该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就没间断的时候了，好比驱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驱除的决心。无事时，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让它永远不复发，才算痛快。又好比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稍有杂念萌动，就坚决除掉，不给它喘息的机会。既不让它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干净利落的地步，自然能做到端坐拱手了。所谓‘何思何虑’，并不是初学时的事，但初学的时候必须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也就是思诚，只思考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了，也就是‘何思何虑’了。”

“格”掉了这五种私欲，善就会出现，善出现的时候，天理就会出现，“没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是恢复了心的本体。好像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出后，阳光又会重现。恶念已经消失了，还要另外去生发一个善念，岂不是在阳光下又添一盏明灯？”“善念存在时，就是天理。如果此刻的念头是善的，还用去想别的什么善吗？如果此刻的念头不是恶的，还需要去摈除什么恶吗？念头好比树的根芽。立志的人，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孔子说‘随便想什么做什么都不会逾越规矩’（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志向达到了成熟时候的境界。”

天理出现了，良知也就出现了，王阳明后来只用“良知”这个词，涵盖了他心学的内涵。有一次他对学生说：“良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具备良知。看见父母自然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知道恭敬，看见小孩落井自然有同情之心。这就是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如果良知显露，又没有被私欲迷惑，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谓‘充分地生发恻隐之心，而仁慈之心就没有用尽的时候了’。但是，对于平常人而言，不可能完全摒弃私欲的障碍，因此，必须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摒除私欲，恢复天理，让本心的良知不再有私欲的障碍，能够发挥无碍，充分地流动开来，这就是‘致良知’（达到良知）。达到了良知自然就能意诚了。”

当私欲消失，心就会成为一面镜子。

王阳明说：“圣人的心犹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字，随时感应，遇物而照。过去所照之物在镜中已不复存在，未照到的形象不可能预先出现在镜中。后世所讲的，却是如此，因而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周公制定礼仪制度，让天下变得文明，都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来做呢？孔子修订六经，以教育万世，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来做呢？由此可见，圣人遇到什么样的时机，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只怕镜子不够明亮，不怕物来了不能照。研究事物的变化，如同照镜子。但是，学习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习的人来说，只担心自己的心还没有明白透彻，不害怕事物变化的无穷无尽。”

关于镜子，王阳明的学生徐爱有一个心得：心就像镜子，圣人的心好像明镜，而我们一般常人的心好像昏镜。徐爱又比较朱熹和王阳明，认为朱熹的格物理论教人用镜子映照外界的事物，是在“照”上下功夫，而王阳明的心学让人在“镜子”上下功夫，首先要让“镜子”，也就是自己的心明亮。

关于镜子，禅宗里有两首偈。一首是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一首是六祖惠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的意思是，心应该像镜子那样，用来观照，照见真相，但就像镜子会惹上灰尘，心也会受到各种污染，所以，修行就要经常去打扫，让心变得清净。清净了，就可以照见万物。污染了，就装满了杂物，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盲目地活着。但惠能认为，如果心像镜子，那么镜子依附在镜台之类的外物上，就会惹灰尘，就需要打扫，但镜子本身什么都不依附的时候，它的本体就是澄澈的，可以照见一切的。惠能的意思是，假如心像镜子，那么我们应该从意识上根除灰尘的概念，一下子回到镜子的本体。

王阳明在讲学中，有时候接近神秀，也强调要拂拭镜子上的灰尘。有时候又接近慧能，认为应该直接回到本体。

04 草有所妨碍，就应当拔除

薛侃在院子里除草的时候，顺便问：“天地之间，为什么善难以培养，恶难以铲除？”王阳明说：“既没有培养过，也没有铲除过。”过了不久，王阳明又说：“从培养和铲除的角度看待善恶，只是从外在形式上着眼，就会不正确。”

薛侃不太明白。王阳明进一步解释：“天地万物，自然而然，就像花草一般，哪有什么善恶之别？你想赏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而想要利用草，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从外在形式上着眼善恶是不恰当的。”

薛侃问：“那不是无善无恶了？”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天理本来寂静，有善有恶是因情绪顺时变幻。不为情绪的变化所动，就是无善无恶，可以称为至善了。”

薛侃问：“佛家也主张无善无恶，和您说的有什么区别呢？”王阳明说：“佛家着眼于无善无恶，就一切都不管，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从私欲出发而刻意生发善恶，不为情绪所动，却遵循先王之道，达到了极致，就自然能依循天理，就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了。”

薛侃说：“草既然不是恶的，那么，它也就不应该被拔除了。”王阳明说：“你这样说，又是佛、老的主张了。如果草对你有所妨碍，为什么不拔除呢？”

薛侃说：“这样就又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王阳明说：“不刻意喜欢或厌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好恶，如果完全没有了好恶，就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谓不刻意去做，只是说好恶都要依循天理，不要再去增添什么意思。这样的话，就好像没有什么好恶了。”

薛侃问：“除草的时候，怎么样全凭天理而没有别的意思呢？”王阳明说：“草有所妨碍，应该拔除，就要拔除。有时虽没有拔除干净，也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在意的话，就会成为心体上的负累，就会为情绪所动荡。”

薛侃说：“如此说来，善恶全然和物没有关系了。”王阳明说：“善恶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情绪所动即为恶。”

薛侃说：“物的本身是没有善恶的。”王阳明说：“心的运作生发善恶，物本身并没有善恶。世上的儒者很多不懂这一点，于是就终日向外追求，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学认错了。成天向外寻求，结果只是成就了一个‘义袭而取’（只是偶然合乎天理而有所获），一辈子的行为还是没有着落，对于自己的习气还是没有察觉。”

薛侃问：“‘喜欢美好的色相，厌恶难闻的气味’，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王阳明说：“这正是自始至终遵循了天理，天理本当如此，天理本无私意喜欢什么、厌恶什么。”

薛侃说：“喜欢美好的色相，厌恶难闻的气味，难道不是有个意思在起作用吗？”王阳明说：“这是诚意，而非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然遵循天理，也不能再添加一分私意。因此，有一丝忿恨与欢乐，心就不能中正。大公无私，才是心的本体。明白这些，就能明白‘未发之中’（情绪念头没有生发时候的中正状态）。”

孟源说：“先生讲‘草有所妨碍，就应当拔除’，为什么又是从外在形式上起念呢？”王阳明说：“这需要你自己用心去好好体会。你要除草，是安的什么样的心？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他安的又是什么样的心？”

05 天泉证道

关于心，关于去除私欲，晚年的王阳明用了四句话做了一个概括，被称为“四句教”。1527年的九月初八，也就是王阳明前去广西平定思恩和田州叛乱之前一晚，两个学生向王阳明请教关于良知的问题，王阳明把他的心学做了一个归纳。这个事情，在思想史上成为一件大事，被称为“天泉证道”。

“今后和朋友讲学，千万不可抛弃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要根据我的话因人施教，自然不会出问题。这原本是上下贯通的功夫。资质特高的人，世上很难遇到。对本体功夫一悟全透，就是颜回、程颢这样的人也不敢妄自尊大，岂敢随便指望他人？人有受到污染的心，若不教导他在良知上切实用为善除恶的功夫，只去悬空思索一个本体，所有事都不切实加以处理，这只不过是修养成了一个虚空静寂的坏毛病。这个毛病不是小事情，所以，我不能不提前向你们讲清楚。”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自己归纳的心学宗旨，也叫四句教。

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所以，惠能会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意识的发动会带来善恶，所以，神秀会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悟性高的人一下子就到了“无善无恶”的境界，一下子就在光明之中，当然就不需要再去擦亮什么。而悟性低的人，还在善恶交织的状态，当然需要去把镜子擦亮。

为什么王阳明有时候会接近神秀，有时候接近惠能？他自己有一个解释：“如今，我将要远征，正想给你们来说破这一点。两位的见解，恰好可以互为补充，不可偏执一方。我开导人的技巧，原本有两种。资质特高的人，让他直接从本源上体悟。人心原本是晶莹无滞的，原本是一个未发之中。资质特高的人，只要稍悟本体，也就是功夫了。他人和自我、内和外一切都透彻了。另外一种人，资质较差，心不免受到沾染，本体遭蒙蔽，因此就教导他从意念上实实在在为善除恶，待功夫纯熟后，污秽彻底荡涤，本体也就明净了。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开导资质特高的人；德洪的见解，是我用来教导资质较差的人使用的方法。两位若互为补充借用，那么，资质居中的人都可被导入坦途。若两位各执一词，在你们面前就会有人不能步入正轨，就不能穷尽道体。”

关于神秀和惠能的偈，有两个故事可以参照。

第一个故事来自印度。有一个国王想让一个人当宰相，但不知道他能否胜任，于是就设法考核他。怎么考核呢？让士兵把他抓起来，在他的头顶上放了一罐滚烫的油，对他说：“你只要能够顶着这罐油走完整个闹市区，就可以活命，如果溅出一滴油或倒了下来，就立即处死。”这个人头上顶着油，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但转念一想，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放下恐惧，专心于油罐，一路走去。

士兵通知了那个人的家属。家属们赶来看着这个人，哭哭啼啼的。但这个人完全专注于油罐，只管走自己的路。又来了一堆人，大声议论路上有一个美女多么漂亮，但这个人还是一心走自己的路。又有大象疯狂乱闯，街上的人到处逃窜，那个人还是不为所动，一心集中在油罐上，走自己的路。终于，走到了终点，当了宰相。

第二个故事来自中国。讲一个老贼的儿子，希望父亲把偷窃的本事传授给自己。老贼当天晚上就带了儿子潜进一户富豪的家。老贼很轻巧地开了窗户，一下子就到了放贵重物品的房间，很快打开一个柜子，让儿子进去看看。儿子一进去，老贼就把柜子锁上了，并大喊一声“有贼”，就一溜烟自己跑掉了。

那家人惊醒了，起来到处找贼。柜子里的儿子吓得浑身发抖，心想这下死定了。又转念一想，反正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于是，就假装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引来一个丫鬟打开了柜子。柜子刚打开，他就跳起来，一掌打翻丫鬟手上的油灯，迅速跳出窗外，往院子里冲去。十几个佣人追了上来。儿子心生一计，拿起一块石头扔进井里。追的人以为他掉进了井里，都围到了井边。儿子很轻易地翻过院墙，溜回家里。老贼正优哉游哉地喝酒，儿子不禁责问：“老爸，你为什么要害我？”老贼一脸无辜，说：“儿子啊，我怎么会害你呢？今晚我不是把最好的方法都教给你了吗？而且你也已经学到了，从今以后，你可以独立行动了。”儿子一听，恍然大悟，连声感谢父亲。

第一个故事强调的是“定”，就像神秀的偈，一步一步地排除各种干扰，到了终点。但第二个故事强调的是“慧”，就像惠能的偈，一下子就抵达了本体，一无所依，法无定法，靠智慧达到了解脱。

神秀的偈，是基于灰尘的修行，灰尘已经在那里了，当然要一点一点地擦掉它，就像第一个故事里的人，一步一步排除干扰。慧能的偈，是基于本体的修行，一开始就在本体，遇到什么事都没有问题。通行无碍，就像第二个故事里的人，心里没有任何成见、教条，随机应变，死里逃生。王阳明接近神秀的时候，会说要克己，要去掉私欲，但接近慧能的时候，会说：“善念存在时，就是天理。如果此刻的念头是善的，还用去想别的什么善吗？如果此刻的念头不是恶的，还需要去摈除什么恶吗？念头好比树的根芽。立志的人，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

如果从立志那一刻起就坚守一个善念，那还有什么私欲需要去清除呢？如果立志那一刻就在本体上，那么，确实像王阳明经常说的，抓住了这一个关键点，做什么都会有所成就。

06 一方面有善有恶，另一方面无善无恶

但生活在人世间，善恶无法回避。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善恶。一方面有善有恶，另一方面无善无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善恶呢？

有善有恶，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有标准的，有没有标准的。可以说必须根据自己内心的标准，也可以说是必须按照社会的标准。先说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每一个社会环境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规则，还有一些道德规范。如果你想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守这些法律和公共规则、道德规范。这些规则小到怎么过马路，大到怎么处理经济纠纷等，都有一套规定，规定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些规则，就很难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就是遵守社会层面的法律、公共规则和道德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善恶的基本标准。

其次，除了这些社会规则之外，如果你有信仰，那么，每一种信仰对于善恶都有一套标准。比如佛教里面有各种戒律，有非常明确的善恶的标准。善，简单地说有十种基本的善，相对地，就有十种基本的恶。从行为上远离杀生、偷盗、邪淫；从语言上远离妄语、两舌（挑唆）、恶口（语言粗俗）、绮语（花言巧语）；从思想上远离贪欲、瞋恚、愚痴。离此十种恶业，就是修行十种善业。如果我们把各种宗教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善恶标准上基本是相同的，而且都主张要行善，说明人类在善恶方面是有共识的，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

再次，一般来说，法律规则、公共规则，每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但是道德层面的事情，往往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交通规则，每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如果不遵守，就要受到处罚。再比如，一旦杀人，肯定要接受法律的处罚，只是要考量一些细节，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为了保护自己杀人，还是纯为伤害别人，量刑都不太一样。这些法律规则是社会的通则。我们必须按社会标准来运作。但关于个人道德方面的规则就比较复杂，很难用社会标准去衡量，只能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内心去衡量，去决定。比如，穿奇装异服之类，或者像美国的嬉皮士那样生活，这些是否合乎规则，都要靠自己判断。

所以，如果要给出一个大概的界定，那么，凡是涉及公共领域的事情，应该按照社会标准去判断；凡是涉及私人道德的领域，应该按照内心的标准去判断。更进一步，也许可以说，涉及公共利益的，应该按照社会的标准；只涉及当事人自己利益的，应该按照内心的标准；对于他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我们就不应当因为自己不喜欢而随意贬低。

最后，无善无恶。这听起来很虚无缥缈，其实并不虚无缥缈。前面我们讲了，作为一个人，在人世间，第一应该遵守法律，按照社会标准规定的善恶去要求自己，不做恶事，只做善事；第二，假如有信仰的话应该按照信仰界定的善恶去要求自己，不做恶事，只做善事；第三，要认识到道德层面的法则有相对性；所以对别人要有宽容心，对自己，遇到个人道德层面的抉择，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这些，都是一个人在人世间的基本行为准则。人世间是有善恶分别的。

但是，如果能够跳出人世间，站在宇宙的高度来看待人类，那么，善恶又是可以超越的。或者说，最根本的解决恶的方法，是从意识层面断除善恶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王阳明一方面让你分辨善恶，不要做坏人，要做君子；另一方面，在终极层面又会告诉你要超越善恶，无善，无恶，无心，才能最终成就圣人的人格。这个理念和佛家、老庄几乎一致。老子有一个观点，就是善恶是相对而成的，有善就会有恶，有恶就会有善，所以老子的看法是要从根源上断除恶，那就要断除善恶的分别心。这是佛教和老庄、王阳明心学里面非常深刻的一个思想。但我们大多数人很难跳出人世间的范围去思考，所以，这个思想理解起来不太容易。但一旦真正理解了，就会有大成就。

07 生命的成长不是量的累加，而是质的纯化

不管是哪种修行，不管是拂拭灰尘，还是“本来无一物”，这些修行导向的终点，都是把纯粹性看作是生命最重要的质地。

王阳明在和陆澄的谈话中，将“纯粹性”用米作了比喻。

陆澄问：“圣人能应变无穷，莫非事先做过准备？”

陆澄问：“怎样才能做到‘惟精’‘惟一’呢？”

王阳明说：“‘惟一’是‘惟精’的目的，‘惟精’是‘惟一’的功夫，并非在‘惟精’之外又有一个‘惟一’。‘精’的部首为‘米’，就以米来打比方吧。希望米纯净洁白，这便是‘惟一’的意思。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功夫，米就不可能纯净洁白。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功夫，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让米纯净洁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了获得‘惟一’而进行的‘惟精’功夫。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除此而外，并无另外的解释。”

另一次和蔡希渊的谈话中，王阳明将“纯粹性”用金子作了比喻。

蔡希渊问：“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圣贤，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足，却同样被称为圣人，为什么呢？”

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为天理而不夹杂丝毫私欲，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到了纯粹天理的境界才成为圣人，金子到了足够的成色才成为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轻重。尧、舜如同万镒重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镒重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镒重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镒重的金。才力各不相同，但纯为天理的心相同，都可称为圣人。

“这就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称为精金。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成色是一致的；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起，他们内心纯是天理是一样的。之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充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合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大小。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学，使自己的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远，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

“‘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普通人向圣人学习，不过是去掉私欲而存养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功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平常人之上、平常人之下之别。

“对于道来说，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天下通行的大道，从容安然地实现天下的大道；有些人是靠后天的学习努力，不断地提高自己，最终能悟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的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合乎天理，而只努力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式上模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私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的精金，不去从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却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不久，王阳明在和另一个学生的谈话中，再一次解释了金子这个比喻。

德章说：“先生曾经用精金来比喻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个比喻很深刻。只是先生您说尧、舜是万镒，孔子是九千镒，我还是觉得有疑惑。”

王阳明说：“你这又是从外在形式上起的念头，所以就会替圣人争分量轻重。如果不是从外在形式上着眼，那么，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别。之所以称为圣，只看精一（质地），不看数量多少。只要心里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中。如果摆脱比较分量的分别心，各人都在自己的力量精神上尽力而为，只在此心纯粹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自我满足，个个圆满成就，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心具备完满。这就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后世儒者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想去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想去把握自己不能把握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道自己还是桀、纣的心，却动不动要做尧、舜的功业，怎么行得通呢？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是可悲啊！”

王阳明这番话说明，做人不是在数量和形式上下功夫，而是要在质地上下功夫。

做人，不是比赛谁活得更长久，而是看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趣味。

我们很容易在生命之上不断累加多余的东西，但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个量的简单累加，而是质的不断纯化。就像王阳明说的，一切行为只是纯为天理；就是法国作家薇依说的，唯一的力量就是纯洁、不掺杂质。

而米开朗琪罗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给我一块石头，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成了美丽和谐的雕塑了。”

08 如何面对别人的流言、中伤？

1509年年底，刘瑾失势，不仅失势，而且第二年还丢了性命。王阳明被任命为庐陵知县，离开了龙场。在庐陵七个月左右，又遇上去京城朝觐。1510年十月，他离开庐陵，十月下旬到达京城，当月就被任命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十一月去南京上任。十二月，又调任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1511年二月，又改任会试同考官。到了十月，又升为文选清吏司员外郎。1512年三月，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到十二月，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1513年十月，去滁州主持马匹方面的事务。1514年四月，升为南京鸿胪寺卿。

1509年年底到1516年九月，王阳明除了做过短暂的庐陵知县，其他时间都在北京或南京担任文官，或闲职。王阳明把精力用在了讲学上。闲暇时也和朋友、学生讨论学问。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态好像越来越平静。好像是在做减法，把多余的去掉。1515年，他甚至上书皇帝，要求退休，想回到老家过读书讲学的潇洒日子。1515年，皇帝迷恋藏传佛教，引发朝廷大臣的非议，王阳明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劝解皇帝不要沉迷于佛教，而要回到圣人之道。但写好以后，并没有上呈。

这一段时间，他的心学影响越来越大，赞成的、追随的人很多，但反对的、抨击的人也不少。从王阳明给聂文蔚的信中，可以看到王阳明学说所处的环境：

“后世良知的学问不再昌明，天下的人各用自己的私心巧智彼此倾轧。因此人人各有自己的打算，于是，那些偏僻浅陋的见解，阴险诡诈的手段不计其数。一部分人以仁义为招牌，在暗处干着自私自利的事；他们用狡辩来迎合世俗，用虚伪来沽名钓誉，掠他人之美来作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来显示自己的正派。因为怨恨而压倒别人，还要说成是追求正义；阴谋陷害，还要说成是嫉恶如仇；妒忌贤能，还自认为是主持公道；恣纵情欲，还自认为是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彼此蹂躏，互相迫害，即使是骨肉至亲，互相也不能摒除争强好胜的心思，彼此间隔膜深重。更何况对于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事物，又怎么能把它们看作是与我一体呢？如此，天下动荡不安，战乱频频而没有止境，因而也就见惯而不怪了。

“靠上天的眷顾，我在偶然间发现了良知学说，认为只有致良知才能天下大治。所以，每当想到百姓的困苦，我就十分沉痛，于是，不顾自己才智浅薄，而想用良知来拯救天下的苦难，真是不自量力啊。天下人看到我这样，都来讥讽、诽谤我，说我是丧心病狂的人。唉，这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我正在切肤的疼痛之中，哪有空闲对别人的讥讽斤斤计较呢？”

这一段话，表明了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整个社会很堕落，自私自利、阴险狡诈，是普遍的社会风气。第二层含义是，我自己为了天下大治，不自量力，想用良知来改造天下，但天下人却来讥讽我、诽谤我。第三层含义是，我没有空闲在乎别人的讥讽。

《传习录》中，王阳明多次和学生讨论：别人不理解自己怎么办？如何面对别人的流言、中伤？王阳明还是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圣人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况圣人是怎么做的？黄勉之问：“《论语》中有‘叔孙武叔毁仲尼’的记载，为什么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免不了被人毁谤？”王阳明这样回答：

“毁谤是从身外来的，即使是圣人也无法避免。人贵在自我修行。如果自己真的是一个圣贤，纵然世人都毁谤他，也不能对他有什么损害。就像浮云蔽日，怎么能损害太阳的光辉呢？如果自己是个外貌恭敬庄重而内心空虚无德的人，纵然没有人说他坏话，他隐藏的恶终有一天还是会暴露无遗。因此，孟子说：‘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毁誉来自外界，怎么能躲避？只要保持不懈的自我修养，外来的毁誉算得了什么呢？”

在另外的场合，王阳明也说过类似的话：

“从前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说他阿谀奉承，有人讥讽他花言巧语，有人诽谤他不是圣贤，有人诋毁他不懂礼节，有人侮辱他是东家的孔丘，有人因妒忌而败坏他的名声，有人憎恨他甚至要他的命。晨门、荷蒉都是当时的贤明之士，也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磬声硁硁的，可鄙呀！它好像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没有人知道自己，这就罢休好了）。

“子路虽然对于圣学的理解已经到了升堂的阶段，但还不能对孔子完全相信。孔子去见南子，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而且认为孔子迂腐。可见，当时不相信孔子的人何止十分之二三而已。但是，孔子依然匆匆前行，仿佛在路上寻找失去的子女，成天四处奔波，坐不暖席，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别人能了解、相信自己吗？这是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深感病痛紧迫，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

“因此孔子会感慨：‘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是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的，如果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只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君臣间大的伦理关系），‘果哉！末之难矣！’（坚持到最后是多么困难啊）唉！若非真诚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又有谁能理解孔子的心情呢？至于那些远离世俗而没有烦恼的，那些乐天知命的人，自然可以什么情况下都悠然自得，就像日月运行、四时更替那样和谐而生机勃勃。”

09 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在滁州任职时期，王阳明特别清闲，几乎每天和学生游玩山水，畅谈心学，留下了一组《山中示诸生五首》，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心学的思想，更呈现了心学的境界：宁静平和、澄澈清净。

第一首：

路绝春山久废寻，野人扶病强登临。同游仙侣须乘兴，共探花源莫厌深。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从前却恨牵文句，展转支离叹陆沉。

这首诗写的游山。大概的意思是，山上的源流隐藏得很深，刻意去寻找却很难找到，当你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时候，却自然而然地一下子找到了。一切都是“吾性自足”，一切都在整体里，何必寻章摘句，弄得支离破碎？这首诗很明显，在讲朱、陆的异同。宋代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对于如何成圣，看法不一样。陆九渊认为只要抓住“忠恕之道”，就可以一通百通了，所以，首先一定要弄明白“忠恕之道”。如果不弄明白忠恕之道，那么再怎么下功夫，再怎么苦读，都没有用。朱熹却强调要博闻强识，要在广泛的学习中，不断积累知识，不断领会其中的精神，最后才能成就忠恕之道。王阳明赞成陆九渊，不赞成朱熹，认为朱熹的方法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方法。

朱熹是王阳明心学一个摆脱不了的参照，因为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建立在对朱熹学说的反思。而朱熹学说，在他的同时代，就有陆九渊反对，是心学的发端。王阳明和陆九渊一脉相承。所以，早在龙场的时候，就有人问王阳明关于朱、陆的异同。到了南京，王阳明更是和人详细讨论朱、陆的异同，写过一封很长的信。

这首诗算是关于朱、陆异同的诗意化的小小总结。

关于涵养内心和知识见闻的先后关系，王阳明有这样一个总结：“专注在涵养内心上用功，每天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专注在知识见闻上用功，每天都会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每天能看见自己有所不足的，就能懂得越来越多；每天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越来越有所不足。”

第二首：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几人？莫负咏归兴，溪山正暮春。

这首诗化用了《论语》中孔子和学生谈志向的典故。陆澄和王阳明的一段问答，可以解读这首诗歌。陆澄问：“孔门弟子谈论志向，子路、冉求想从政，公西赤想主管礼乐，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晳所说的，似乎只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了孔子的赞许，这是什么意思呢？”

王阳明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有点凭自己的心愿臆想，有了这种臆想，就会有所偏向，能做到这未必就能做到那。曾晳的志向比较实际，正合《中庸》中所谓的‘君子只求在现在位置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愿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夷狄的位置，就做夷狄的事。身处患难，就做患难时所应该做的事。君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心安理得、怡然自在’。前三个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晳是‘君子不器’的智慧通达之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卓越才华，不是夸夸其谈的人，所以孔子也赞扬了他们。”

让我们继续读一读王阳明的其余三首诗。

第三首：

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这首诗翻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在哪儿呢？在西峰最深的地方。怎么能够到那里呢？不要去问打鱼的人，你自己沿着溪流，踏着花瓣，就可以找到了。不需要问别人，你自己按照自然法则一路走去，就可以了。

第四首：

池上偶然到，红花间白花。小亭闲可坐，不必问谁家。

偶然到了池塘边，红花间着白花，在小亭子里随意坐一坐，此刻很好，何必去追究是谁家的呢？

第五首：

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坐在溪流边，水很闲地流动，心也很闲地流动。不知道山里的月亮，照耀松树，落下的是谁的身影？

肆行动法则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传习录·徐爱录》

01 学习的目的是成为人本身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至今仍然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标签。但知行合一，不完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意思。要理解知行合一，必须要明白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起源于孔子、孟子的儒家学说，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非常实际地要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做人的指导。但到后来，“儒学”成了学问，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们学习儒家学说，不再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不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为了谋生，为了通过考试谋得一官半职。

王阳明高举“知行合一”的大旗，其实是想恢复儒家学说的初心。做学问，不只是为了做学问、考科举，而是为了做人，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为了社会变得更美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触及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所有思想流派，包括儒家以及希腊哲学、佛教、基督教等所有的哲学和宗教，在最初都是为了完善人格，解决切实的人生和社会问题，但后来随着教育、文化越来越体制化，这些哲学和宗教都逐渐成为学院里、书本里的“学问”，和实际的人生越来越没有关系。

比如，今天我们大学里研究孔子的教授，或者研究苏格拉底的教授，日常生活里可能完全和孔子或苏格拉底的精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学说看作一种学术研究，不过是通过这种研究获得职称，维系生活。所以，这些年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街头哲学运动”，旨在把哲学从学院的学术里解放出来，恢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的本义：哲学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梁启超谈到王阳明“知行合一”为什么在今天还有意义时，特别提到了现代教育的弊端。他说现代学校往往是“智识贩卖所”，“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得像蛊胀一般，便算毕业。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想要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梁启超认为，改变这种教育弊端的不二法门，就是要“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这是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真正的意义：把人类的思想遗产从体制化里解放出来，让它们重新焕发新的活力，为我们的生活赋予绵绵不绝的源泉。这样的努力，是让人回到人类的初心：成为人本身。这也是至今王阳明的心学以及知行合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个基本原因。

02 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

那么，具体如何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呢？

王阳明和徐爱的两次谈话，对于“知行合一”有过透彻的解释。

徐爱由于没有领会“知行合一”的教诲，与宗贤和惟贤再三辩论，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于是就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就说：“举个例子来说说，到底不明白在哪里。”

徐爱说：“现在的人都明知有父亲就应该孝顺，有兄长就应该尊敬，但往往不能孝顺，不能尊敬，可见知与行实在是两码事。”

王阳明说：“这是被私欲隔断了，不是知与行的本体了。没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就是还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导我们认知并且践行，正是要恢复知与行的本体，不是很随便地告诉你有认知就可以了。所以，《大学》用‘就像喜欢美色和厌恶臭气一样’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

“看见美色是知，喜欢美色是行，见到美色时就马上喜欢它了，不是在见了美色之后才起心去喜欢。闻到恶臭是知，讨厌恶臭是行，闻到恶臭时就开始讨厌了，不是在闻到恶臭之后才起心去讨厌。

“一个人如果鼻塞，即使恶臭在跟前，鼻子闻不到，也就不会讨厌了，也是因为他不知道臭。我们讲某人知道孝顺父亲、恭敬兄长，一定是这个人已经做到了孝顺父亲、恭敬兄长，才会说他知道孝悌。并不是只知道说些孝悌之类的话，就可以称他为明白孝悌了。再如知道痛，一定是他自己真的疼痛了，才会知道痛；知道寒，一定是他自己真的寒冷了；知道饥，一定是他自己肚子真的饥饿了。

“知与行怎么可能分开呢？这就是知与行的本体，没有私欲在其中。圣贤教诲大家，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作知。不然，就算不上知了。

“这是多么紧要实在的功夫啊！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件事，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件事，又是什么用意呢？倘若不懂得我提出“知行合一”的目的，一味纠缠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用呢？”

另一次，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分开来讲，大概是叫人有所区分，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这样所做的功夫才能落实。”

王阳明认为这个理解就偏离古人的原意。他说：“我以前说过，知是行的意向，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讲知的时候，行其实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讲行的时候，知其实也包含在其中了。

“古人之所以把知和行分开来说，只因世上有一种人，只顾稀里糊涂随意去做事，根本不思考琢磨，完全肆意妄为，因此必须说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思考，根本不愿切实力行，只是无端空想，所以必得着重说一个行，他才能知得真切。

“这是古人不得已为了救弊补偏的说法。假如明白了古人真正的意思，那么说一点就已经足够了。现在的人非要把知和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然后行。因此，就先去研究、讨论如何做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了，再去做行的功夫。

“这样，很可能终生都不去践行，也终生没有真正的认知。这不是什么小毛病，由来也很久了。我现在特别强调‘知行合一’，正是要对症下药，并非我凭空杜撰。

“知和行的本体原本就是这样的。如果懂得了其中的要领，就算把知、行分开说成两件事也无关紧要，本质上仍是一件事。如果不领会其中的要领，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什么用呢？只是闲扯而已。”

03 遗忘了对事理的探求，就是失去了本心

顾东桥写信给王阳明讨论知行合一。他认为不管怎么样，知和行还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问题：

“所谓知行并进，不应区分先后，这也就是《中庸》提到的‘尊德性’（推崇德性）和‘道问学’（以道贯穿问学）的功夫，是互相存养，互相促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的。但是，功夫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之分。例如，知道了食物才会去吃，知道了汤水才会去饮，知道了衣服才会去穿，知道了道路才会去走；还没见过这个物，就先有了这个事，这种情况好像不会发生。这也是毫厘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说，要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会去实行。”

王阳明如何解释呢？

王阳明在回信里辨析说：

“既然讲‘互相存养，互相促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那么知行并进的主张也应毫无疑问。又说‘功夫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之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知道了食物才去吃诸如此类的例子，尤其明白易懂，只是你被现在流行的看法蒙蔽了，自己没有察觉。

“人一定是先有想要吃的心念，之后才能知道食物。想吃的心念就是意，也就是行的开始。食物味道的好坏，必然放入口中才能知道，哪有未入口就能知道食物味道的好坏呢？必有想行走的心，然后才知道路，想行走的心就是意，也就是行的开始；路途的坎坷曲折，需要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哪有还没有亲身经历就先知道路途的坎坷曲折呢？知汤才饮，知衣才穿，依次类推，没有什么疑问的。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就成了还没有见这个物就先有这个事了。你又讲，‘这也有毫厘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说要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实行’，这种说法也是省察不够精确。但即使按照你的思路，也可以推论出知行合一，是断然不可怀疑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怎么样才能做到知行并进呢？

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

“知的切实实行之处，就是行；行的明晰精察之处，就是知。知、行的功夫，原本不可分离。只因后世学者把知、行分为两部分下功夫，忘掉了知、行的本体，为了补救这个误导，才有知行合一并进的主张。

“真知就是能够去行，不行不足以称为知。就像你来信所讲，知食才吃等例子也可说明，这一点在前面已简要谈到了。这虽然是为了挽救时弊而提出来的，然而，知行的本体原本就是如此，并不是用自己的意念来加以抑扬，将就着提出观点，以求一时的效用。

“专求本心，而遗忘了对事理的探求，这就是失去了本心。因为事理不在我心之外，在我心之外去寻求事理，也就是没有事理了。遗忘了事理反求我心，我心又是什么呢？”

04 行动的意义

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的表述里，就是“知”与“行”原本就是一件事。王阳明用知行合一这个概念，推崇的是强烈的行动性，也可以说是强烈的实用性。不管什么学说，学习之后必须学以致用，否则，再好的学说也毫无意义。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关于做人的第四个法则：行动法则。

王阳明心学，如果以学术的角度看，有很多地方不合学理，也有一些地方自相矛盾，但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甚至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影响过日本人的精神？

原因也许在于，王阳明心学推崇知行合一，推崇行动性。虽然一些说法并不严谨，但是非常实用，而且打动人心，所以能够一直鼓舞激励人的精神。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王阳明和其他理学家都不一样。他不仅有学说，有讲学，还有事功，有具体的政治业绩。也就是说，王阳明本身做到了他所说的“知行合一”。所以，他的心学，以及他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就具有了鲜活的生命色彩，虽然不严谨，但很真切，有活的气息，才能成为中国人永不磨灭的精神源流。

1516年，王阳明45岁，当时主管兵部的大臣王琼推荐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这一任命改变了王阳明的一生。如果说此前王阳明担任的职务要么是小官，要么是职位高但是没有实权的闲职，那么，这次的职位，是真正具有军政实权的统管一方的地方大员。

但王阳明获得这个任命，并非美差，而是临危受命，是要去赣南一带剿匪。明代的匪患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政治制度带来的痼疾。南赣一带的匪患，官兵几次镇压，都没有根治。官兵一走，匪患又卷土重来。王阳明不过一个书生，从未有过实际的军事经验，却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一个重大考验。那些对他的心学不以为然的人，也以看戏的姿态等着看王阳明会如何去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这一次的剿匪，被认为是王阳明心学的实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517年正月，王阳明到达赣州，首先发布《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要求各府各县各级官吏详细报告地形、武备、物资、贼情等，同时也征求解决方案。在广泛了解情况后，王阳明认为南赣剿匪有两个关键难点：一是官兵里，以及老百姓里，不少和山贼有父兄子弟的错综关系，所以，山贼很快就能得到官兵的消息；二是以前官兵数量有限，依靠狼兵（广西壮族的地方武装）和土兵（湘西土家族地方武装）平叛，引发更大的问题。这些地方武装战斗力虽然比官兵还强，但纪律性很差，对百姓的骚扰甚至比山贼还要厉害。

因此，王阳明确定了两个核心措施：

第一，建立民兵，拥有自己的精悍部队，不再依靠以前的狼兵和土兵。《选拣民兵》这篇公文，记录了选拔和操练的流程，显示了王阳明在建立部队上的才华。有学者认为，王阳明是中国“团练”的始祖，“民兵”的创始人。后来曾国藩建立湘军，应该受到了王阳明的启发。

第二，建立十家牌法，相当于保甲制度，也有一点点类似于现在的居委会制度。通过十户居民编为一组，建立一种连带责任的管理体制，把每一户的信息详细登记，每一户每一天的活动详细报告，一旦发现私通土匪，同一组的居民要负连带责任。

在这两个核心措施之外，王阳明还通过疏通盐法，解决了兵饷问题。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进行了三次具体的布战。

第一次布战漳南。出于必须先打一次胜仗的考虑，王阳明选择了最弱的漳南。据《明史》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先散布消息，说官兵要撤出漳南，然后，出其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土匪。

第二次布战横水、桶冈。初战告捷后，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当时王琼上奏，给了王阳明旗牌，可以自己决策。1517年七月，进兵大庾，十月，攻克左溪、横水，破匪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土匪。

第三次布战三浰。横水、桶冈的土匪剿灭后，只剩下盘踞在三浰的土匪，也是最强的一支土匪。王阳明利用他们内部分裂，用诱降的方法在1518年正月初三全部歼灭了他们。

05 告谕浰头巢贼

王阳明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矛盾，也特别善于说服别人，这在赣南剿匪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有一篇《告谕浰头巢贼》，是写给浰头的土匪的，很有攻心战的风格，被后人认为是道出了心学的要领。这里将全文译出：

本院巡抚此地，铲除盗贼，安抚百姓，是我的职责所在。刚刚上任，就听说你们常年在乡村之中流窜劫掠，杀害良民。每天都有被害的百姓前来告状。本想立即带兵剿灭你们，但随后去征伐漳州贼寇，打算回军之后，扫荡你们的巢穴。等到平定漳州贼寇，计验战功，被斩杀、俘获的贼寇共计七千六百余人。经审查得知，当时带头作恶的贼寇也就四五十人，跟风追随作恶的同伙也不过四千余人，其余的大多是被胁迫而入伙，这让我不由得心中悲伤。

由此想到，在你们巢穴当中，难道就没有被迫之人吗？况且，我还听说你们中有不少大户人家的子弟，其中也一定有能审时度势、通晓义理的人。我到任至今，还未曾派人前去晓谕招抚，岂能突然就发兵剿灭你们？如此，就类似于不教而杀，日后我也定会心有遗憾。所以，今天特意派人告谕你们：不要自以为兵力强大，还有比你们兵力更强大的；不要自以为巢穴险要，还有比你们巢穴更险要的；但这些更强大的、更险要的，都已被我歼灭得一干二净了。你们难道没有听说吗？

人情之所共耻的，莫过于身负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的，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假如现在有人当面骂你们是贼，你们必定会勃然大怒，你们怎可心里厌恶盗贼的恶名，却干着盗贼的恶行呢？假如有人烧毁你们的房屋，抢劫了你们的财产，霸占了你们的妻女，你们一定会对他怀恨切骨，宁死也要报仇雪恨。你们如今将此等恶行施加于人，别人怎么可能不痛恨你们呢？人同此心，难道你们不懂吗？

你们甘心为贼，想必其中也有某些不得已的苦衷。或许被官府逼迫，或许为大户侵害，一时冲动，错起念头，误入歧途，后来又不敢轻易回头。你们的这些苦处，也的确让人觉得可怜，但也是你们不能真切悔悟造成的。你们当初决定去做贼寇，明明是活人寻死路，尚且说去就去，而今如果能弃恶从善，那便是死人寻求活路。你们反而不敢，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们今天像当初去做贼寇一样，拼命脱离贼巢，官府怎能非要杀你们？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哪里明白有教养的人，无缘无故杀只鸡犬都会于心不忍，更何况是人命关天呢？如果轻易杀掉你们，冥冥之中，定有报因，灾祸殃及子孙后代，我何苦一定要如此？

我每每为你们想到这些，就彻夜难眠，也无非是想给你们寻一条生路。如果你们冥顽不化，我就不得已要发兵，那就不是我杀你们，而是老天要诛杀你们了。如果说我完全没有杀你们的心，那也是欺骗你们；如果说我非要杀你们，这又绝非是我的本心。你们今天虽然做了贼寇，但从前也都是朝廷的赤子！就像一对父母有十个孩子，八人善良，二人悖逆，想要加害其他八人。作为父母，必须除掉两个逆子，其他八人才能得以安生。都是自己的孩子，作为父母，为什么偏要杀掉那两个孩子？那是因为迫不得已啊！对于你们，我的心也是如此啊。如果这两个孩子能悔恶迁善，痛哭流涕，诚心归顺，做父母的也必然会心生悲悯，接纳他们。为什么？不忍心杀掉自己的孩子，实乃父母的本心啊。如今二人能够顺遂了父母本心，还有什么比这令人高兴的！对于你们，我的心也是如此啊。

听说你们身为贼寇，收入也不多，有的人连衣食都难以保障。你们何不把辛苦做贼的那份精力，用来种田经商呢？那样很快就可以发家致富，安心享受自在的生活，放心纵意地畅游于城市之中，优哉游哉行于田野之上。哪里会像今天，整日担惊受怕，出门要躲避官府，防范仇家，回到贼巢又怕被官军围剿诛杀，只好潜藏身形，掩藏行迹，一生忧苦，最终落得家破人亡，妻儿戮辱。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可留恋的吗？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如果你们能听从我的劝告，弃恶从善，我就把你们当作良民来看待，当作赤子来安抚，不再追究你们过往之罪。像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这些人，如今我已经把他们当作良民一般来看待了，你们难道没有听说？如果你们恶习难改，那只好任由你们如此。到时候，我南调两广的狼兵，西调湖、湘的土兵，亲率大军去围剿你们。一年剿灭不尽那就两年，两年不尽那就三年，你们财力有限，我官府兵粮无穷。纵使你们都是有翼之虎，谅你们也难以逃于天地之外！

唉！我哪里是真的想杀尔等啊！你们非要残害我那些善良百姓，让他们无衣御寒，无食果腹，无房容身，无田耕种，让他们父母死亡，妻离子散。我想让他们躲避你们，可是家园已被你们侵占，他们已经无处可躲；我想让他们送钱财给你们，可是家资已被尔等掠夺，他们已经无钱财可送。如果你们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也会认同必须要把你们全部剿灭。

我现在派人安抚晓谕你们，赐予你们一些牛、酒、银两和布匹，使得你们妻儿与你们团聚。其余的人很多，无法全都顾及，各发一篇晓谕，你们好自为之吧。我言已无不尽，我心已无不尽，如果这样你们仍不听我劝告，就不是我有负于你们，而是你们有负于我，那我就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唉！天下皆是我的同胞，你们都是朝廷赤子，我最终不能抚恤你们，竟至于诛杀你们，痛哉！痛哉！写到这里，不觉泪下。

告谕浰头巢贼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抚是方，专以弭盗安民为职。莅任之始，即闻尔等积年流劫乡村，杀害良善，民之被害来告者，月无虚日。本欲即调大兵剿除尔等，随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军之日剿荡巢穴。后因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

因念尔等巢穴之内，亦岂无胁从之人。况闻尔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间固有识达事势，颇知义理者。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剪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故今特遣人告谕尔等，勿自谓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谓巢穴之险，更有巢穴险者，今皆悉已诛灭无存，尔等岂不闻见？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

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

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

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

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钱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

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06 处于什么位置，就做这个位置该做的事

这篇告谕是一封慰问信。王阳明剿灭横水、桶冈的土匪之后，决定彻底解决浰头的土匪。浰头位于今广东河源市和平县。这个和平县，是王阳明胜利后，奏请朝廷设立的。在使用武力之前，王阳明总是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所以他就先派人带了牛羊等前去慰问，并带了这一封慰问信。

王阳明写得苦口婆心，从不同的角度向山贼讲道理，但都不是大道理，而是人之常情。处处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考虑，既像朋友、家人的规劝，但又有官府的威严，把严重的后果讲得十分清楚。就是俗语说的恩威并重，德治和法治并重。

按照王阳明后来的说法，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只要把每一个人心中的良知激发出来，他就会弃恶从善。所以，王阳明在剿匪过程里，用现在的话说，特别喜欢做思想工作。一方面，用兵法攻城，另一方面，用良知攻心。

这一封慰问信发出后，有几个土匪首领就带着人前来投降了。

南赣剿匪的三次布战，王阳明展现了和一般军事将领不太一样的风格，都以智取为主。但智取也带来伦理上的困境，有人批评王阳明用兵“诡异”“狡诈”。如何看待王阳明的用兵手法？

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完全用《传习录》中的言词僵化地对照王阳明战场上的行为。每一个人的信仰、道德原则，不一定能够在现实生活里一一对应，很多时候不得不随顺现实法则。举个例子，再虔诚的佛教徒，面对杀人犯，也不会真的教条式地套用“慈悲原则”，要求别人宽容罪犯，而是必须尊重当下社会的法律原则，惩治罪犯。

有学者提到，王阳明以孔子为榜样，但如果让孔子去南赣剿匪，应该不会以“诈术”取胜。实际上，孔子说过，君子不会去猜测别人是否欺诈，但是，也不会被小人欺骗。也就是说，君子并不是迂腐地死守教条的书呆子。孔子也说过，君子处于什么位置，就做这个位置该做的事。王阳明处在南赣剿匪总指挥的位置上，就应该做这个位置要求他做的事情。

07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是王阳明在横水时，写给杨仕德信中的一句话。1518年三月，他用了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就平定了南赣的匪患。破山中贼确实并不是很难。王阳明那一年已经47岁，他写了一封《乞休致疏》，请求退休养病。但1518年六月，皇帝下了圣旨，升任王阳明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位从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子孙一人可以世袭锦衣卫百户，继续巡抚南、赣、汀、漳。

既然山中贼已破，接下来，王阳明致力的是破“心中贼”。

如何破掉百姓心中的“贼”？

王阳明一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设置了《南赣乡约》，另一方面兴办学校，并亲自拟定《教约》。乡约是要从制度层面改善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而教育则是根本性的思想启蒙，造就一代新人。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在中国乡村治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个乡约，从组织路径和思想路径上，实施教化，重构乡村伦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南赣乡约》中第1至15条：

一、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

二、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毋大奢，取免饥渴而已。

三、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

四、立约所于道里均平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

五、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书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

六、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入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

七、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官惩治，削去寄庄。

八、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今后有此，告诸约长等，与之明白，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

九、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门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

十、军民人等若有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不悛，呈官究治。

十一、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

十二、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诚不忍言；但今既许其自新，所占田产，已令退还，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约长等常宜晓谕，令各守本分，有不听者，呈官治罪。

十三、投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无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灭绝。约长等各宜时时提撕晓谕，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

十四、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

十五、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20世纪4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主政，推广新生活运动，把王阳明作为自己的榜样。蒋经国写过一篇名为《仰德堂记》的文章，记叙了自己追寻王阳明观德亭、重建新仰德堂的经历，以表达自己对王阳明崇拜的心情。蒋经国学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也编制了《新赣南家训》：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

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

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

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以辛苦着想。

事事宜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

春天栽树木，夏日造谷仓，秋收多贮藏，冬季种杂粮。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补衣裳。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处处要节约，无事当做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作无钱想。

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

父母教子女，兄长告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

生活要刻苦，婚丧莫铺张；待人要诚恳，做事要有常；态度宜从容，举止要端方；友爱兄弟，孝敬爷娘，妯娌和睦，一家安详。

不听闲话，自己有主张；不管闲事，埋头干一场。

祸从口出，休要说短论长；病从口入，卫生不可不讲。

做过善事，不记心上；受人恩惠，永久不忘。

遇困难，不彷徨；处顺境，不夸张。

做好事，莫宣扬；做坏事，莫隐藏。

人家急难相援助，人家成功要赞扬。

口角诉讼，两败俱伤；大家规劝，互相帮忙。

引诱亲友做坏事，欺人欺己昧天良。

甘心情愿当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

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

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

男女老少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

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

国难已当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儿女无福享。

有钱快出钱，有力快出力，壮丁去当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

08 教育应当顺从人的天性

五四时代的“反传统”运动，经常批评中国古代没有遵从儿童天性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王阳明的《教约》，证明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片面。王阳明的《教约》之外，还有一篇《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写于正德十三年（1518），是一篇专门讨论儿童教育的文章。此文开篇就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意思是，从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孩子怎么做人。也就是说，教育是为“成就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应试的机器”。

然后，王阳明批评了当时的教育风气：

“每天只是用标点断句、课业练习督促他们，要求他们严格约束自己，却不知道用礼仪来引导他们，只知道要求他们聪明，却不知道培养他们的善良之心，只知道鞭挞束缚他们，像对待囚犯一样。于是，他们把学校看作是监狱而不愿去，把老师看作是强盗和仇人而不愿见，伺机逃避、掩饰遮盖来达到他们嬉戏玩耍的目的，作假撒谎来放纵他们的顽劣鄙陋本性。于是，他们得过且过，庸俗鄙陋，日益堕落。这是驱使他们作恶却又要求他们向善，这怎么可能呢？”

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王阳明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适合儿童的天性。

“一般而言，儿童的性情是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约束，就像草木刚开始发芽时，如果让它舒展畅快地生长，就能迅速发育繁茂；如果摧残，它就会很快枯萎。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多加鼓励，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能不断进步。有如春天的和风细雨，滋润了花草树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自然能一天天地茁壮生长。”

根据儿童的天性，王阳明推出了具体的教育方法：第一是“歌诗”，第二是“习礼”，第三是“读书”。

“歌诗”在古代大约像我们今天的娱乐，被认为不务正业。但王阳明认为吟咏诗歌，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同时吟咏诗歌，有喊叫，有手舞足蹈，可以发泄孩子的精力，也可以宣泄他们内心的郁结。

习礼，可以严肃孩子们的仪容，也是让他们在作揖叩拜中活动血脉，在起跪屈伸中强健筋骨。

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孩子的智慧，也是为了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

所有这些教育的手段，在王阳明看来，都是用来顺应孩子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潜消默化他们的粗俗愚顽的秉性，这样使他们逐渐接近礼而不感到艰难，性情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中正平和。这才是教育的深意。

王阳明拟定《教约》，具体规定了如何上课。

每天上课之前，一定要对学生提问，比如：“在家的时候，自己那尊敬热爱父母的心，有没有懈怠的时候？能不能情真意切？每天早晚侍奉父母的礼节，有没有亏欠和疏漏？能不能按照礼仪的要求一一做到？在路上过往的时候，步履姿态有没有不检点的地方？能不能谨慎小心？言语行动和内心活动，有没有欺骗狂妄和非礼之处？能不能做到忠实守信、坚定诚敬？”诸如此类。

然后是背诵和朗读课文，然后是礼仪学习，有些孩子在这段时间完成课业练习，再之后是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和教师讲授课文，最后是唱诗。习礼和唱诗这类课程，目的是保存学生儿童的天性，让他们快快乐乐、不知疲倦地热爱学习，这样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不好的事了。教师了解学生的心理，就知道如何去进行教育了。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提到，在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时代，基于工作技巧层面的教育已经越来越没有什么意义，但基于生活技巧层面的教育越来越重要。

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越来越成为人存在的意义。王阳明的教育理念，和他的心学一样，是要回到教育的本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人，一个会思考的人，一个会审美的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讲“诚意”，讲教育的核心是做人的道理。所以，做教育的人自己一定要表里如一，一定要言行一致，否则自己都做不到，怎么要求学生呢？

09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再次学习做人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自己也经历了再次学习做人的过程，学习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我们经常为孩子的教育烦恼，但孩子的教育也很简单：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有时候我的困惑在于：我们父母自己是这么个样子，却要求孩子要那么个样子，这怎么可能？自己成天打麻将，怎么能要求孩子时时读书呢？我甚至在想：与其瞎折腾各种方法教育孩子，不如我们自己先修行，成为你想要孩子成为的那种人。

没有必要迷信权威，更不要迷信什么教育模式，每一种模式或方式，都不可能是灵丹妙药。每一个孩子都很独特，有他自己的因缘，只能针对他的个性和环境，给他合适的教育。

也没有必要“望子成龙”，如果一定要有所期待，那就只期待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如果有什么教育方法，那就是帮孩子找到其独一无二的那一面。对孩子来说，最幸福的不是考上了名牌大学，而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做的事情。

孩子未成年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教给他两种东西：一是规范性的东西，比如礼貌，一定是规训式的；二是选择的能力，一定要让他从小学会选择。这就好像走路，我们需要要求孩子的，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遇到交通灯必须按照指引，遇到拥挤必须排队，等等。但是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用什么工具，是要让孩子自己去选择，让他自己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能够做什么？

在我看来，父母最应该帮助孩子的，是让他学会运用自由意志，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不要轻易为孩子做决定，让他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责任。要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生活的意义就在于选择。

选择之后，就好好去做。

10 重要的是你应该时刻在行动里

为什么明白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按照王阳明的“行动法则”，做不到，其实是还没有明白。如果真的明白了，那就一定会做到。做到了，就会过好这一生。佛学里的戒律，儒家的戒律，其实都是要让道理像一颗种子一样，落地、发芽、开花、结果。我们谈佛性，思考空性，谈忠恕，谈孝道，但是，如果不能戒掉妄语，每天还是大话连篇，自欺欺人，那么，就算你把空性的道理，把忠恕之道讲得头头是道，又有什么用呢？

唐代诗人寒山有一个比喻，从另一个角度讲了空谈道理没有用：“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谈论怎么吃、吃什么，是不会饱的；谈论怎么穿、穿什么，是不会暖的。

寒山的诗歌讲的是佛法修行，来源于《楞严经》：“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大意是即使知道很多佛法，但如果不去实际修行，那么，还是和不知道佛法的人是一样的。《坛经》里智常问惠能：“佛说救度人的工具有三种，就是小乘、中乘、大乘，可是他又说还有最上乘。我不明白这话的意义，请大师指示。”

惠能这样回答他：

“这件事你应该静下心来，从内心去审察。只要你摆脱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道理哪有那么多分别！救度人的道理其实并没有分为四种。只是因为人的根性不同、智慧不同，所以为了方便众生，勉强分为四种。见、闻、读、诵是小的救度工具；了解佛的言词和佛经的意义，是中等的救度工具；依照佛的教导而修行，是大的救度工具。一切道理皆通，一切道理尽备于心，而不再有一切杂念，并且摆脱了一切道路的束缚，空空荡荡，一无所得，是最上等的救度工具。最上等的救度工具必需最上等的实行，不在口头的争论。你要自己去修行，不要问我。”

要自己去修行，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这是唯一的路。不要浮在生活的面上，总是停留在对于道理和格言的追寻上。安静下来，即刻全身心地去做一件你渴望做的事情，去完成一个过程。不必等到明天，不必等到下一刻。此刻就可以开始，开始把自己融入一个一个细微而温暖的行动里。做什么并不重要，吃饭，散步，带孩子，打扫卫生，开店，写作，旅行，做生意，诸如此类，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重要的是在做的过程里，你要成为你自己。

重要的是你应当时刻在行动里。

讨论爱情是什么，如何让爱情天长地久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你要真正地开始一段恋爱。爱情只存在于爱恋的过程里。

讨论婚姻是什么，如何让婚姻保持长久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你要真正地去过日子，婚姻只存在于油米柴盐的琐事里。

讨论怎样找到一个好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只存在于你喜欢的事情中，你需要的不是一份好的工作，而是一份可以让你一辈子做不完的事情，你要从你喜欢的事情入口，走上属于你自己的广阔的道路。

芥川龙之介说：“为了使人生幸福，需要喜爱日常事物。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的日常琐事中，感到无尽的甜美。是为了使人生幸福吗？——但是喜爱琐事也必然为琐事所苦。跳进庭院前古池里的蛙，可能打破了百年忧愁。但是，跳出古池的蛙也可能带来了百年忧愁。哦，芭蕉的一生是享乐的一生，同时不论在谁的眼中也是受苦的一生。我们为了微妙的快乐，也必须遭受微妙的痛苦。为了使人生幸福，也必须为日常琐事所苦。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受到坠入地狱的痛苦。”

再好的道理，都不能让我们脱离日常生活。我们必须在世俗生活里，修炼一颗能够发现美的心。在世俗生活的热闹里，修炼一颗能够清静下来的心。没有什么诀窍，只有从每一个细小的行为上，去体会和修炼。

11 只有行动才能消解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行动法则可以让你彻底摆脱纠结。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公司的两个员工，遇到了工作上的瓶颈，于是，就去找一个禅师。禅师很轻松地说：“不过一碗饭。”于是，其中一个员工马上辞了职，去寻找新的机会；而另一个却安下心来，继续在公司里埋头苦干。多年以后，两个人都成功了，又去找禅师，禅师笑了笑：“不过一念间。”

辞职或者留下来继续工作，选择本身其实并不重要，最终你都会有所收获有所失去。重要的是，人不能处于一种纠结状态，必须有所行动。真正可怕的是，不喜欢当下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既没有勇气离开，另一方面，又没有智慧留下来安心于当下的事情。

有一个朋友认真思考了自己的一生，决定换一种活法，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投身一个新的领域，前景如何他并不确定，他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自己在做新工作的时候，内心有一种满足感。他说，这就已经足够了，只有一个一个的行动，才能消解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未来的答案，就在我们当下的行动里。只要跨出去，自然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有一个朋友认真思考了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与方向，觉得眼前的工作实在不是自己想做的，很想换一种活法，但又担心负担不起生活的开支，因而不敢辞职。于是他很快就决定留下来，但换了一种工作的方法。既然不喜欢这份工作，也就完全放弃了在这个单位里晋升的想法；既然不想晋升，好像一切也就变得简单了。他在上班时间把本职工作做好，业余时间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五年过去了，他的业余爱好让他渐渐从原来的圈子里走了出来。今年他没有任何纠结，很自然地辞职了。这应验了一句话：人们总是能够在他喜欢做的事情里找到谋生的方法。

在今天这样变化迅速的时代，我们不要指望有稳定的工作或行业。也许，只有这三个东西能够确保我们一生的稳定：一是强大的学习能力，二是良好的心理素质，三是坚定的行动力。而行动力才是最关键的。记住泰戈尔的话：只有在行动中，你才能永生。

伍担当法则

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传习录·黄直录》

01 在世间行正道，究竟有多困难

平定南赣匪患之后，王阳明请求退休不成，升官至三品，继续留在江西。这一留，又遇上了宁王朱宸濠叛乱，却成就了王阳明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功。1519年六月十三日，宁王在南昌起兵造反。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采取观望态度，只有王阳明以很少的兵力，用计谋击败了宁王，保住了武宗朱厚照的江山。

七月三十日，王阳明写了《江西捷音疏》和《擒获宸濠捷音疏》，上报朝廷。这两封报告到达皇帝那里时，正好是他御驾亲征的第二天。按照常理，收到王阳明的捷报，应该班师回朝。却不想，这个皇帝非常奇葩，收到这个捷报后，假装没有看到，继续向南进军。王阳明在八月十七日又上书，告知叛乱已经平定，请皇帝返回北京。但令王阳明完全想不到的是，他的上书，让皇帝很不高兴。皇帝身边的人，一堆宦官，见到皇帝不高兴，有几个更加进言王阳明一定是和朱宸濠有勾结的，否则，他一个书生，也没有什么兵力，怎么能那么快打败宸濠？

因此，皇帝继续向南。王阳明手上抓着朱宸濠，却要等候皇帝御驾亲征。缘由只是皇帝一直有当大将军的梦想，还为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朱寿，并封朱寿为“大将军”。皇帝一直梦想着做大将军，而且是想做一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宸濠叛乱，是很难得的机会，皇帝一定要让“大将军朱寿”生擒宸濠。皇帝周围的人，为了让皇帝实现梦想，绝对不能让王阳明上报已经擒获宸濠。他们一直对皇帝说前方如何紧张，宸濠的军队如何横行之类，等着大将军去剿灭。

这就把王阳明置于非常尴尬又危险的境地。这件王阳明一生在军事上最大的功劳，给他带来的不是什么奖励，而是几乎丧命的危险。

这正是明朝官场的一般情形：真正做事的人很少，皇帝身边的人基本都是热衷于尔虞我诈，争着哄皇帝开心；而大多数人，只是在看热闹。

在明清时代，不论好官还是贪官，只要有所作为，很多都下场不好，轻则流放发配，重则灭九族。能够平安的，基本上都是无所事事的平庸官员。清朝有一个“不倒翁”官员传授“成功经验”：“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但这类平庸官员，为了皇帝的欢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说别人坏话的机会。

王阳明在宸濠之乱后，心情沉重。他在一首诗中说：“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另一首诗：“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在这个世间要行正道，实在是太困难了。

此时的王阳明心灰意冷，起了归隐的心。但就像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去陷害别人，但也不能被别人陷害。这个时候，王阳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然后，利用了皇帝身边的宦官张永的力量，才让自己逃过了一劫。

按照张永的设计，1520年七月，王阳明重新上报，把功劳全部归于大将军，以及皇帝身边的几个宦官。皇帝回到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那些完全没有参战的宦官，得到了各种嘉奖。而王阳明，却受到很多同僚的嘲笑。

02 把生死放在一边，只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宸濠叛乱的时候，大多数官员都是在观望？

因为从前的燕王，推翻了建文帝，成为永乐皇帝。宸濠的曾祖父朱权也是朱元璋的儿子，帮助过燕王夺取皇位。所以，宁王成为皇帝，不能说完全不可能。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皇帝后裔之间争夺帝位，最后鹿死谁手谁也不知道，所以一般的官员都只是观望和看戏。

王阳明在这件事上显现了儒家的本色：道义原则优先。放下所有的利害关系，把生死放在一边，只做对的事情。

如果宸濠成功，那么，王阳明的命运就是灭九族。事实上，当时宸濠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王阳明还是义无反顾。

今天的我们看待这件事，会觉得很难理解。第一，我们会觉得，王阳明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那样一个昏庸的皇帝，值不值得？事实上，宸濠应该比朱厚照更有才华，换他当皇帝也许对老百姓更好一些。第二，我们会觉得，那么多人在看热闹，只有自己在真正做事，却被不做事的人陷害，差一点丢了性命，值得吗？换作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在单位里觉得领导不公平，觉得大家不做事，只有他自己在做事，基本上就会拂袖而去。

但对于王阳明来说，不存在这个值不值得的问题，只存在我该不该做的问题。如果自己觉得该做，那么即使千万人反对，他也会一往直前；如果不该做，就算让他做皇帝，他也坚决不会做。

恰恰在这一次极其不公平的对待之后，王阳明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自己的理论归纳为“致良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越来越觉得致良知是“真吾圣门正法眼藏”，以前还有所怀疑，但经历了一番风浪，对于良知全然信仰，良知可以帮我们平安度过各种艰难险阻。

王阳明又对学生说，人人皆有良知，就算朱宸濠，也有良知。朱宸濠被俘后，请王阳明厚葬娄妃，因为娄妃曾经劝他不要造反，现在回想起来，娄妃是对自己最好的人。

《传习录》里关于良知的论述，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良知就是每个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东西，比如孟子说的，我们看到孩子掉在井里，会有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就是良知。只是我们的私欲经常蒙蔽了我们的良知。所以，要修行，要“致良知”。第二，良知是反求诸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在别人身上。就像宸濠之乱，王阳明冒着生命危险去平定叛乱，并不是为了皇帝，而是为了他自己，是因为他内心的良知要求他做一个君子，恪守为臣之道。又比如，孝顺父母，这个孝顺，并不在父母身上，而是在我们内心孝的本性上，所以我们才会去尽孝。

03 良知是什么？

关于“良知”，王阳明有过很多界定：

“良知只有一个。就它的妙用而言可以称之为神，就它的流行而言可以称之为气，就它的凝聚而言可以称之为精，怎么从形象、方位、场所上求得良知呢？真阴之精，就是真阳之气的母体。真阳之气，就是真阴之精的父体。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不可分割为二。如果理解了我的良知学说，那么，凡是类似的问题，都可以不言自明。否则，如同你来信所述的三关、七返、九还之类，还会有无穷无尽的可疑处。”

“能够让人‘戒慎恐惧’（警惕谨慎有所敬畏）的，就是良知。”

“良知就是道。良知就在人的心中，不管是圣贤，还是平常人，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物欲牵累蒙蔽，只是倚靠良知去发挥作用，那么，时时处处都是道。然而，平常人大多被物欲牵累蒙蔽，不能遵从良知。像上面说到的几位人物，天生资质清明，自然很少有物欲的牵累蒙蔽，那么，他们的良知产生作用的地方自然会多一些，自然离圣道就近。所谓的学，就是学习遵从良知。所谓知道学，只是明白应该专心学习遵循良知。上面说的那些人，虽然不知道专门在良知上下功夫，有的兴趣广泛，受到外物的影响和迷惑，有时会偏离圣道，有时会符合圣道，没有达到纯正的境界。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也就是圣人了。后世儒生认为上面说到的那些人，都是凭天生的资质建功立业，未免是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样说后世儒生，并不为过。”

显然，良知是我们内心本来就有的品质和能量。

“良知”这个概念是孟子创造的。孟子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大意是：不用学习就会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良能；不用思考求索就明白的，是与生俱来的良能。小孩子不需要学习就知道爱他的父母，长大之后，不需要学习就会敬重他的兄长。爱父母是仁，敬兄长是义，一点都不深奥，也不复杂，只要是人，天生就晓得仁义。

所以，发掘内心良知的关键，是要“做人”。

04 良知的种子一直都在

孟子用良知良能，推论出人人的心中都是尧舜，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能力，其实在我们心中都已经具备，只是我们自己遗忘了。孟子有过一个“牛山”的比喻。说是牛山上到处是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后来附近的人不断去山上砍柴，渐渐牛山的树越来越少，几乎成为一座荒山。但只要下雨，那些残留的嫩芽，又会慢慢长出草木，恢复从前的生机勃勃。看到荒山的人，都以为这座山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山的本来样子是生机勃勃。人的心，也是如此。有时天性的良善、仁义，不过是被砍伐掉了，但是，那嫩芽、种子，一直还在。

孟子的说法，其实和人类轴心时代的大多数思想接近。佛陀认为人人心中都有佛性，只是迷失了。苏格拉底认为我们的知识都在我们的记忆里。一切都已经在那里，我们只需要回归，只需要去发现。这是轴心时代的思想遗产留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命题。

当然，近代思想，尤其是科学思想提供了另一个思路是：创造和发明。这是一条不断向外寻求的路子。

科技真的是我们发明的吗？凯文·凯利在《技术元素》里认为，人不可能发明科技，而是宇宙里一直存在的科技元素，通过人而变成了科技。人要做的，只是去发现。到底是发明，还是发现？并不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

那么，如何去发现我们的良知呢？

孟子的答案是“集义”，就是不断在心中积累仁义，不断按照道德原则去做应该做的事，也就是有所担当。人在尽到自己责任的过程里，就会挖掘出自己内心的良知良能。

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尽责？王阳明曾经给他的一个学生改名。那个学生叫王银，王阳明改为王艮。这个“艮”字，相当于“止”：人应当止于天理给他安排的那个位置。在丈夫的位置上应该尽到丈夫的责任，在巡抚的位置上应该尽到巡抚的责任……

05 做人，就是做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皇帝再昏庸，王阳明也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的行为并不是为了皇帝，而是为了自己，为了尽到自己所处位置的责任。即使大家都不做事，即使大家都在做坏事，王阳明还是不会拂袖而去，还是会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这是王阳明心学关于做人的第五个法则：担当。这应该是王阳明最了不起，也是最具有古典精神的地方：从不趋利避害，而是义无反顾，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所担当。

王阳明倡导良知。良知就是我们做人的种子。这个种子就埋藏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只要让我们的心变得纯粹，良知就会显现；只要知行合一，良知就会显现；只要有勇气去担当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良知就会显现。

做人，就是要做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人。做应该做的人，就是有所担当，做应该做的事。王阳明心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做人，也就是这么简单。

06 拂袖而去很容易，难的是留下来

王阳明一生，在自己的生活实践里，把儒家的自我担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心学，就是他在生活里不断自我担当的过程里渐渐形成的。在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之间，王阳明更重社会责任，并通过修行把自己的兴趣融入社会责任之中。

王阳明的态度，其实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继承。现实确实不尽如人意，社会确实有种种弊端，但作为知识分子，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从秦朝到清朝，在以皇权为核心的人治制度下，总是小人当道，官场总是腐败，怎么办呢？

东晋时候的陶渊明犹豫再三，最后拂袖而去，归隐田园。在陶渊明看来，为了尊严和自由，也为了安全和稳定，实在没有必要在官场这样一个处处是陷阱、时时有危险的地方做无谓的努力，不如做一个农民逍遥自在。陶渊明的活法，打动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后，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他没有得到皇帝的嘉奖，反而被皇帝身边的人诬陷，几乎面临生命危险。王阳明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大意是等到功成名就之后再像陶渊明那样归隐，就已经晚了；内心隐隐有归隐的萌动。

其实，在当年被贬去贵州龙场的路上，王阳明在忧伤痛苦中，想起的是：“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惟怜菊尚存。”翻用了陶渊明那一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但王阳明最终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而是坚持在官场活出了自己。如果说陶渊明成就了一种自由而有尊严的诗意人格，那么，王阳明成就的圣人人格，其实是自律而有尊严的现实人格。

大多数人，尤其今天的大多数人，很难做到陶渊明那样，拂袖而去，归隐田园。我们总要考虑对家庭的责任，也要考虑对别人的责任。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到八十岁还要出家。但在他的一生中，他把佛法的慈悲、精进、禅定等修行方法，用在了企业管理上，表现出来的是对家庭的责任，还有对企业员工的责任。

所以即使是佛教，也不是像王阳明说的那样，完全逃避，也可以很精进，可以很入世。乔布斯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过一种灵性的生活，但当他咨询他的禅宗师父时，师父却觉得没有必要，以他的天赋，做商业，也可以很好地利益他人。他就一心做了苹果这个企业。他的个性在年轻时候很嬉皮士，很自我，但慢慢地，在人生的晚期，他学会了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任，对自己的员工负责任。

也许，对稻盛和夫和乔布斯来说，出家是容易的。一个人去山里、寺庙里逍遥，但做企业是不容易的，是要担当很多责任。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人出家，更需要我们大家有所担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很难学习陶渊明，不愿意当官了，就拂袖而去，也很难学习六祖，一听到《金刚经》就跑去黄梅学佛。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要学习王阳明在兴趣和责任、原则和世故之间，找到平衡。

07 工作就是修行

王阳明早年有一段时间沉迷佛教、道教，但后来就渐渐放弃了。他此后曾经多次解释自己抛弃佛、道的原因，是他认为佛、道缺乏对于世间责任的担当。王阳明批评佛家为了不为亲情所累，就远离父母，而在他看来，不想为亲情所累，恰恰应该充分地表现、承担亲情，也就是尽孝道，才是真正不为亲情所累；因为亲情就是每个人的良知和天性。

他对学生陆九川说：“佛家担心父子关系是一种牵累，于是就逃避了父子关系；担心君臣关系是一种牵累，于是就逃避了君臣关系；担心夫妻关系是一种牵累，于是就逃避了夫妻关系，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他才要逃避。我们儒家，有父子关系，就给予仁爱；有君臣关系，就给予忠义；有夫妻关系，就给予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毫无疑问，禅宗也罢，道家也罢，他们不喜欢这个尘世，就远离这个尘世。儒家其实也不喜欢这个尘世。从孔子到王阳明，中国的儒家都是现实批判者，都认为现实“礼崩乐坏”，只有从前尧、舜、禹的时代，是唯一的美好时代；但儒家不避世，恰恰这个世界不美好，所以更要深入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

王阳明有一次和学生感叹，退隐是容易的，但当官太难了。当官，要遵守很多潜规则，要卷入各种你死我活的权斗，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如何恪守自己的良知？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非常不容易。王阳明的价值，大概在于他做到了这个“非常不容易”。

王阳明心学在思维方式上深受禅宗影响，但在应用上完全是两个方向。如果说禅宗是“放下”，王阳明心学就是“拿起”，是担当。因为强调担当，所以又非常注重“事上练”，就是不逃避，在每件事情上去磨炼。

有一个司法官员对王阳明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王阳明回答说：我并没有叫你辞了职，悬空去学习啊，你做司法的工作，就从司法这件事上去学习，也是格物。比如询问案件的时候，不因为什么发怒或高兴，不因为自己的喜恶或人情关系而有所偏重，等等。这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在每一件事上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工作就是修行。

08 最终成就一个人的，是他的担当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战乱年代，汉魏名士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逃难，有一个人要求搭便船。华歆拒绝了，但王朗说：“船还有空余的地方，为什么不带上他呢？不过举手之善。”于是，他们就带上那个人，上了船。

走不多远，有土匪追上来，王朗为了让船走得更快，就想把那个人扔下。但华歆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当初我之所以不愿意带这个人，就是担心一旦出现危急情况无法照顾他。现在既然带上了，就不应该抛弃他。”于是就一直带着那个人，一起脱离了险境。

关于华歆，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同僚郑泰等人一起逃难。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希望跟着他们一起走。所有人都说应该带上这个老人。只有华歆反对。走不多久，老人掉进了井里，所有人都说扔下不管了，逃难要紧，只有华歆坚持要救老人。华歆当初之所以不愿意带上老人，一则是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很危险；二则一旦遇到什么危难情况，不知道有没有能力救助这个老人。

华歆这个人经历了东汉到三国再到曹魏的乱世，却一直平平安安，还一直受到重用，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记住了他的老师陈球教给他的“身处乱世，不忘初心”。

这个初心，不太容易说得清。但从华歆的行为看，他一方面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就是儒家的基本道德观，但同时，他又非常冷静，不求虚名，对于自己的责任有清醒的考虑，做不到的事情就不去沾惹，不越位，把事情控制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一旦答应了别人，就不怕事，担当到底。

最终成就一个人的，是他的担当。

09 愿意担当多大的责任，就能成就多大的人生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费曼，年轻的时候和一个叫阿琳的女孩子恋爱。后来阿琳得了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就是一种绝症，而且会传染，所以，费曼的母亲建议儿子和阿琳保持订婚状态即可。

费曼还是决定要和阿琳结婚。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详细回答了自己要结婚的理由。他先是向母亲讲了肺结核传染的事，他说他请教了医生，知道了肺结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传染，还请教了医生肺结核病人是否能够结婚。然后他说：“我要和阿琳结婚，因为我爱她，也就是说，我要照顾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顾虑的事情是，为了照顾自己心爱的姑娘，到底有多重的责任，有什么不确定的因素。”

爱她，而且想照顾她，所以必须要结婚。爱是激情，但照顾是责任。因为是责任，所以，费曼在信里仔细地向母亲报告了，假如他和阿琳结婚，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如果她需要治疗，他能不能负担医药费，等等。把这些账算清楚后，他还预估了最坏的情况：“这里所提到的数字，只是一种猜测，但我愿意赌一赌。我认为我会赚到足够开销的钱。如果办不到，我也知道自己将会很惨，但我认了。”

他分析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和所谓“高贵的情感”无关。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有别的期望与目标”，并不是只有爱情，只有阿琳。“我要贡献全部心力，为物理学付出。这件事在我心中的分量，甚至超过我对阿琳的爱。”

很幸运，他觉得这两件事没有什么冲突，可以同时做得很好，所以，他决定结婚。解释完这些之后，他担心母亲不理解，还加了一个附注，又特别强调了自己也很明白自己的婚姻是一场冒险，有可能让他陷入各种困境里。尽管如此，他在对未来的反复推演里，还是觉得更多的是喜悦。最后，他又希望母亲帮助他再想想他自己还没有预估到的困难。

1942年他和阿琳结婚，1945年，阿琳去世。

费曼在1960年和英格兰女子温妮丝结婚。他们在瑞士邂逅，温妮丝当时向往的是一面打工，一面环游世界。费曼随口说可以到美国做他的管家。然后，温妮丝真的到了美国，做他的管家。两个人互相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感觉，还各自约会，但不知不觉，两人好像陷入了情网。费曼觉得自己爱上了她，但是，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只是冲动，于是，定了一个时间，如果到那时还没有改变心意，就向她求婚。此后，他们在一起共度了余生。

费曼是一位物理学家，从事的领域非常枯燥，但生活中的他非常有趣，他喜欢画画、跳舞、打桑巴鼓等等，关键是他把生活处理得轻松而可控。像他第一次的恋爱、结婚，在常人看来，是苦恋，很容易变成烂俗的琼瑶小说，但费曼以一个科学家的智慧和艺术家的趣味，让这一件事变得很温暖很阳光。

“我爱她”是激情，“我要照顾她”是责任。激情是容易的，责任是困难的。很多婚姻之所以出现问题，往往是因为只有激情，而缺乏责任的考量，没有认真考量过彼此能够为对方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激情是一切的开始，没有激情，就没有爱，就不可能有美好的婚姻；但婚姻能够走多久，最终取决于彼此愿意并能够为对方承担多大的责任。你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能够成就多长久的婚姻。

不只是在爱情关系里，在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里，责任都是重要的因素。很多关系不能长久，很多关系容易破裂，就因为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责任想清楚。你愿意担当多大的责任，就能成就多大的人生。

跋一件事照亮一生

01

大学时，读《世说新语》，读到这么一段，说到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感慨：“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意思是人活着就要自在快活，何必为了当官跑到千里之外。说完，就辞官回到苏州老家，从此过着钓鱼、写诗、闲逛的美好生活。

年轻时候读这段文字，觉得张翰这个人真是潇洒，很酷。为了故乡的鲈鱼菰菜，一个念想就辞了职，说走就走。后来，读更多的历史，发现潇洒后面，是并不轻盈浪漫的现世，是很沉重的人生考量。

张翰是吴国人，他父亲是吴国的高官。西晋灭了吴国，张翰，还有吴国的另外一些贵族，像陆机、顾荣、贺循等，都去了北方洛阳效忠新的王朝。张翰就在齐王司马冏的幕府里。齐王深陷西晋的权力斗争，大约让张翰感到了不安。他对同乡顾荣说：“天下纷纭，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

这句话里的重点是“求退良难”。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像我们不求上进，走投无路了，退一步总可以吧。但人生的残酷，就在于很多时候想退都没有退路。陆机一直在权力中心厮混，后来满门抄斩，临死时感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还能听到家乡鹤鸟的鸣叫吗？还能退回到从前吗？

02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我们熟悉的，是这样一个很洒脱的画面：不愿意向上级领导低三下四，甩下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就拂袖而去。然而，这个洒脱背后，也是很沉重的人生考量。陶渊明在《饮酒》第十七首里透露了消息：“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在权力的世界，有才华的人要么沦为工具，要么被杀掉。所以，一旦觉悟了就赶紧离开吧。

陶渊明曾经在刘裕的手下当过幕僚。后来，刘裕当了皇帝。刘裕当了皇帝后，就把一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功臣给杀了。比如谢混、刘毅、诸葛长民等，这些人在讨伐桓玄的过程里，立下汗马功劳，但刘裕夺取权力后，这些人就成为刘裕的心头之患，都被杀掉了。

诸葛长民临死前感叹：“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耶？”意思是，在底层的时候总想着要富贵，而富贵总要经历种种危机。现在我多么想退回到从前在丹阳做普通人的日子。

还记得那个与陶渊明同时代做官，东晋的开国功臣檀道济吗？刘裕当皇帝后，他去劝请陶渊明出来当官，夸赞现在的皇帝多么英明，现在是多么繁荣的盛世，读书人应该出来服务社会。但几年后，他自己就被另一个英明的皇帝杀了。在陶渊明去世前后，他曾经的那些一直留在权力世界的同事，要么被杀，要么进监狱，要么生活在不安焦虑之中，只有陶渊明，在南山下喝酒读书，悠然自得。

03

秦朝的李斯，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擅长权术，却死于更善于玩权术的赵高。最后落得满门抄斩的结局，临刑前他看着一同服刑的儿子，忽然悲从心来，怆然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他想起从前在上蔡，还是一个小官员的时候，和儿子牵着黄犬，追逐兔子，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

但是，再也回不去了。

有一本讲中国谋略的书，分析李斯为什么败给了赵高，讲了赵高玩权术玩得多么厉害，总结了七八条经验。好像很厉害，但作者忘了一个关键的点，那就是，赵高以及他的儿子，在李斯之后也被杀了。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权斗的历史，互相残杀，没有退路，而玩弄权术的人，最后大多死于权术。很多人崇拜的司马懿，处心积虑，父子三代靠着权术谋取了天下，然而，查查历史，看看他们的后代，互相残杀的残酷，真像地狱，至于末代的两位皇帝，连同皇后，也被俘虏，被侮辱，最后被全部杀光。

只有像张翰、陶渊明那样的人，退出了舞台中心，到太湖边钓鱼，到南山下喝酒，像局外人那样看着舞台上的一出一出的戏，看尽权力的欲望如何带着一个一个的人演出无路可退的人间悲剧。

而王阳明，在陶渊明之外，坚持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险恶的以权斗为核心的政治舞台上，以他的“良知”，完成了作为人的一生，为中国人的活法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典范。

04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信奉儒家，把孔子奉为圣人，但在实际生活中，权力场的伦理和儒家其实格格不入，尽是虚伪狡诈。儒家推崇忠君，但君王大多是昏君，要么残暴，要么昏庸。明代的君王从朱元璋，一直到最后的皇帝朱由检，无不如此。历史学家黄仁宇分析说，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王阳明一直为这个制度承受牺牲。平定南赣叛乱，王阳明完全是拯救了朱厚照的政权，但作为皇帝的朱厚照，不仅不感谢他，还差一点杀了他。皇帝身边的人，不仅不感谢他，还反过来诬陷他是宁王的同谋。事实上，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冒着生命危险，协助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但最后，居然以通敌罪被捕入狱，冤死在牢中。

王阳明也无能为力。

1521年朱厚照死了，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上台。本来对于王阳明是一件好事，但权力斗争的复杂在于派系的错综，利益的交织。虽然一朝天子一朝臣，明世宗上台，反而会重用被前任皇帝冷落的人。但是，当年提拔王阳明去南赣平定叛乱的内阁大臣王琼，以及在平定宸濠叛乱中，帮助过王阳明的宦官张永，在新皇帝的权力洗牌中，被洗掉了。王琼的对立面掌握了实际的权力。无论王阳明有多大的功劳，有多大的冤屈，在权力场，站队高于一切。但另一方面，考虑到王阳明的影响力，执政者又不得不重视王阳明。

王阳明处于尴尬的境地。结果是1521年七月，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是一个闲职。过了几个月，朝廷又授予王阳明一个叫作“新建伯”的爵位，三代，也就是他的父亲、祖父可以追封，子孙世袭。这算是对于王阳明平定宸濠叛乱的奖赏。1522年，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去世，按照古代的传统，要守孝三年。而这正是王阳明内心渴望的生活：在家乡讲学。守孝三年后，朝廷并没有任命王阳明新的职务，他又在家乡绍兴逍遥讲学了两年。

1527年，朝廷突然又想到王阳明，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两广巡抚，去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两地的动乱。1528年，王阳明认定思恩、田州的“土匪”，其实是官逼民反，要解决的是“官”的问题。冒天下之大不韪，上奏皇帝，指出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造成了民间的动乱。以招安的形式，和平地解决了动乱。同时，又以智取的手段，平定了附近瑶民的叛乱。

王阳明又为朝廷解决了一件大患，但是，他得到的仍然不是奖励，反而是朝中大臣们的诸多猜忌。当朝廷在决定要不要对王阳明予以奖励的时候，只有一个叫霍韬的官员，上书给皇帝，极力主张应该大大地嘉奖王阳明，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但这封上书，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只表达了一个意思：知道了。最终在1528年九月，派了使者到广州，给了王阳明五十两银子作为奖励。

05

王阳明对于是否得到皇帝或大臣们的肯定，其实早已经不在乎了。从龙场悟道之后，皇帝在王阳明心目中似乎越来越不重要。研究王阳明的学者发现，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尤其是南赣平叛乱之后，很少以臣子的身份对于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的上奏，都是自己职位所要求的不得不报的情况汇报。

比较突出的有两件事。第一件，1515年，皇帝朱厚照命太监携盐引数万，大迎活佛，朝中官员纷纷上书劝止，王阳明也写了《谏迎佛疏》，但并未上书。后来，王阳明说自己之所以打算像众人那样上书，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

第二件是“大礼议”之争。皇帝朱厚照没有子孙，死后让他的堂弟继位，就是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世宗觉得不能不顾自己的亲生父亲，坚持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这引起大臣的争议。王阳明却沉默了。不久，他在一首诗中写了这么一句：“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王阳明已经不像传统的儒家仕者，把希望寄托于君王。那么，寄托于谁呢？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讲学时，说过这么一段话：“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济于大同。”

王阳明把希望寄托于天下人，寄托于唤醒天下人的良知，人的觉醒。他把传统儒家的“得君行道”的“君”改成了“个人”。所以，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的一次自我革命。

余英时先生称王阳明的心学，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并这样评价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06

1529年1月9日，王阳明从广州返回绍兴途中，经过一个叫作青龙铺的地方。王阳明把他的学生周积叫到身边，说了一句：“吾去也。”周积问老师还有什么要交代，王阳明轻轻回答了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然后，就闭上眼睛，溘然长逝。这一年，王阳明57岁。

07

王阳明一生都很倒霉，但是他都能把逆境转化为顺境。他好几次遇到危险，都能够化险为夷。为什么他能做到呢？我觉得他的《啾啾吟》这首诗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大意是：智者没有什么疑惑的，仁者没有什么担忧的，为什么要像个小人那样患得患失呢？坦坦荡荡地信步走去，一切都听从天命的安排。有机缘就做一番事业，没有机缘也不强求，就像小舟遨游在浩瀚的太虚；大丈夫在天地间光明磊落，怎么能够像个囚徒那样畏首畏尾？再贵重的珠宝也可以用来打鸟玩，再锋利的宝剑也可以用来种田。东边的老头天天害怕老虎，天天防着老虎，老虎却在夜里进了房间把他吃掉了。而西边的一个小孩完全不知道老虎是什么，完全没有怕的意识，结果赶着老虎像赶着牛。愚笨的人害怕被噎死，于是害怕吃东西，结果活活饿死了。愚昧的人总是害怕被水淹死，结果自己掉在水里淹死了。人生要顺应天命，别人的毁谤就当作鸟在叽叽喳喳。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是1520年，王阳明平定了朱宸濠的叛乱，却陷入被陷害的凶险境地。那一年，王阳明在南昌练兵，他的学生提醒他：朝廷中奸人正想找借口迫害你，这个时候练兵很危险。但王阳明谢绝了学生的好意，觉得君子坦荡荡，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还写了这首《啾啾吟》，作为一个回答。

王阳明要表达的，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但另一方面，他讲的确实是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自传里有一个例子。稻盛和夫少年时代，有一次，他的叔叔得肺病住院。他很害怕被传染，结果还是染上了肺病。而他的父亲明知会传染，还是坚持照顾自己的弟弟，毫不介意会不会传染。结果平安无事。这件事给了稻盛和夫极大的触动，他很感慨：“我拼命想要逃脱肺结核的魔掌，却深陷其中，这不正是我这颗恐惧疾病的心招来的灾难吗？”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墨菲定理”（Murphy's Law）。这是心理学家爱德华·墨菲提出来的，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第二个要点，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第三个要点，会出现的事总会出现；第四个要点，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有人把这个理论简化为：你越害怕什么，就越有可能出现什么。

越害怕什么，就越有可能出现什么，这个害怕指我们普遍有一种恐惧心理。就是当某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未来可能有好的结果，也可能有坏的结果。我们总是害怕坏的结果出现。结果，你越是担心，那个坏结果就越会出现。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在战场上，哪一类士兵容易死亡，结论是越是怕死的士兵，往往死得越快。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视剧《兄弟连》里，在残酷的伤亡之后，指挥官首要的任务是防止士兵出现恐惧心理。恐惧心理会传染，一旦在战场上传染，就会兵败如山倒，就会出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被几十个人打败的情况。

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大多数时候是在担心我们不明确的未来，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比如，考试，有可能及格，也可能考及格。再比如，去飞机场赶飞机，可能赶得上，也可能赶不上。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呢？富兰克林讲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灾难没有出现，那我们的恐惧是徒劳的；如果灾难已经发生，那恐惧只会增加痛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未来的结果不确定的时候，你的担心、害怕、恐惧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只有面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害怕的心理。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被狗追的经验，你越害怕，它就越是追你咬你。如果你停下来，面对它，看着它，它也就不追你，也不敢咬你了。美国学者科林斯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过，肾上腺素是一种“要么逃跑，要么进攻”的荷尔蒙，一旦你发现对面的对手流露出害怕的情绪，就会涌现出进攻、屠杀的野性，攻击弱者。你越逃，狗就越是追着咬你。你停下来，看着它，它反而害怕了。王阳明龙场悟道，他认为参透了世间的一切，但心中还有一点对于死亡的恐惧，也就是没有看透生死，他就做了一副棺材，每天在棺材旁打坐，面对死亡。

日本剑术高手反町无格有一次走入深山，到了断崖边。有一条狭窄的独木桥通向对面的山峰，桥下是万丈深渊。他试着走了几步，感到头晕目眩，心惊肉跳，又退回原地。这时，一位盲眼的老人拄着木杖缓缓而来。到了桥边，老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去，步态从容，一直走到了对面。反町无格看着这位老人的身影，突然得到一种启示：当一个人对外界的一切视而不见，甚至根本不去看的时候，才能尽情发挥自我。于是，他把剑插在背后，闭着眼睛，坦然走上独木桥。桥下的万丈深渊不见了，只剩下一片澄明的心境，他安然走到对面。从这一次的经验中，无格又悟出了一个剑术道理：在格斗中，剑手的眼睛其实是一大障碍。剑道的极致在于“无眼”，不受眼睛所接触到的信息影响，而心无所碍地发挥自己的技能。

在王阳明的诗歌里，这种“无眼”其实就是无心。无心，不是说没有这颗心，而是不管外界怎么样，心里面全部是善念的自然流露，全部是天理的自然流露，那么，面对再危险再困难的事情，都不会产生恐惧心。都会充满勇气，而不是怯懦。怯懦、恐惧，会扼杀我们发现美好事物的能力。

王阳明的一生，印证了英国思想家詹姆斯·埃伦的一句话：“心术不正的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涉足的领域，心灵纯洁的人随意踏入就轻易获胜。原因是，心灵纯洁的人总是气定神闲，他们总是以更为明确、更强有力的目的意识来引导自己能量发挥的方向。”

08

晚年王阳明写信给儿子，总结自己一生讲学：“我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个字。”

写给学生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学生南大吉做绍兴知府的时候，有一次问王阳明：“我做官一定犯过很多错误，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过我？”王阳明就问：“你犯过什么错呢？”南大吉就把自己的错误一一列举了出来。王阳明听完，就说：“这些我都提醒过你的啊。”南大吉很吃惊，说：“老师您可能记错了，这些您真的没有提醒过我。”王阳明就问：“如果我没有提醒过，那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犯了错呢？”南大吉回答：“都是良知告诉我的。”王阳明就说：“我不是经常在讲良知吗？”南大吉听了会心一笑。

过了一段时间，南大吉觉得自己又犯了很多错误，对王阳明说：“与其等我犯了错误再悔改，不如老师您见我要犯错的时候就提醒一下。”王阳明回答：“自我反省的效果，远远好于别人的劝告。”南大吉觉得很有道理。

又过了一段时间，南大吉又发现自己有更多的错误，问王阳明：“做错了事，改正还比较容易，但心里出现错误，不知道怎么去改正。”王阳明开导他：“心就像镜子，没有打磨和清洗的时候，容易沾惹灰尘。要是心的镜子明亮了，哪怕只飘来一粒尘埃，在光洁的镜面上也很难沾住。这是成圣的关键，你要继续努力。”

09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阿隆刚刚迷上现象学的时候，有一次和萨特、波伏娃在“煤气灯”咖啡馆聊天。聊哲学，也聊人生的意义。

阿隆突然对萨特说：“其实，探究来探究去，我们把时间浪费在了扯不清的问题上，而忘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存在（being）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回到事物本身。怎么样才是回到事物本身呢？比如，此刻，我们没有必要去扯那些很高大上但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不如谈谈眼前这杯鸡尾酒，谈谈这杯鸡尾酒对我自己有什么意义，所有的哲学，其实都在我们眼前这杯鸡尾酒里。”

四十年后，萨特谈到当时听阿隆讲鸡尾酒时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

萨特大概没有读过王阳明的《传习录》，也没有读过中国的禅宗。王阳明在《传习录》里，回答学生提问时常常给人当头一棒。

给你一棒，是要把你拉回到当下。有一个人问禅师：“什么是佛法大义？”禅师问：“你刚才在做什么？”那人回答：“我刚刚吃完饭。”禅师就说：“那你赶紧洗碗去吧。”

不要瞎琢磨了，不要在概念里瞎琢磨了，不要在别人的规则里瞎琢磨了。生命的答案就在此时此刻的行动之中。

王阳明说：“如果我遵循了我内心的良知，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做，那么，即使孔子说过可以做这个事，我也不会去做。”他的意思是，你自己要去创造一个你自己的世界，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这是我们这一生唯一应该去做的事。王阳明一生，就完成了这一件事，而这一件事，成就了一位圣人。